《论十大关系》的形成

1.《论十大关系》的形成源于毛泽东系统的调查研究

在党的八大召开前，为了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7年来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集中、系统全面的调查研究。为做好八大的准备工作，刘少奇从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先后约请37个部门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在此期间，他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和出席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座谈会，详细询问和了解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工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毛泽东得知刘少奇的调查后，给予高度肯定，也产生了极大兴趣。

1956年2月14日—1956年4月24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和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具体的汇报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专业性汇报阶段（2月14日—4月11日）：按照“口”听取汇报，每个“口”先由国务院主管办公室做汇报，然后由各部汇报；第二，机械工业展览（4月12日—4月17日）：毛泽东每天下午到中南海瀛台参观展览；第三，综合性汇报（4月18日—4月24日）：毛泽东听取李富春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论十大关系》的思想在听汇报过程中逐渐形成。

2.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

在看到毛泽东对十大关系形成重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贡献。一方面，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汇报，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交流有助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论十大关系》的有些思想和内容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已经做过相关阐述，如前所述，在毛泽东听取汇报之前刘少奇已经开始了系统的调研，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的相关问题，刘少奇在之前的调研中也有所涉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论十大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集体智慧的结晶。

3.《论十大关系》讲话稿的三次整理

在《论十大关系》形成的过程中，一共经历了三次整理，最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论十大关系》。《论十大关系》的第一次整理是当时毛泽东的首席秘书陈伯达据根据中办的讲话记录进行的整理，应该说这次整理得不太好，根据当时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回忆，“后来根据几位同志记录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7]之所以这次整理的不能让毛泽东满意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论十大关系》属于毛泽东的一次即兴发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在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后会议的主题才发生转移，因此准备很仓促；二是毛泽东有一个习惯，他在讲话的时候不喜欢被记录。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可以推断中办的整理稿没有真正反映毛泽东讲话的原意，因此他在看后非常不满意。

第二次是1965年刘少奇主持的整理稿，中间隔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这次对《论十大关系》的整理跟上次比有明显进步，获得了毛泽东一定程度的认可，他同意可以印发到县、团级以上的党委学习，但主要还是不满意，作出批示：“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8]

第三次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整理稿，又是十年的时间。这次对《论十大关系》的整理终于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他做出批示：“同意，可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9]

通过回顾十大关系的整理过程，试图回应一个问题，从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论十大关系》，到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间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原因是什么？经过上述分析可知，原因在于一方面是毛泽东一直对整理稿不是很满意，但不能忽视另外更深一层的因素，就是因为它与后来的“左”倾路线方针不符合。《论十大关系》讲的是积极稳妥、平衡发展，既要轻工业又要重工业工业，速度不能太快，而后来的方针是全民大炼钢铁式地发展重工业，是恨不得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跃进”，乃至后来的“文革”十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十大关系强调的经济建设，转向了阶级斗争。这是《论十大关系》不能公开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它与当时的“左”倾路线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