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落后的、被反动和不幸的战争严重破坏、又远远早于先进国家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3]，“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4]。无产阶级队伍弱小，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在这样的条件下，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否符合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无产阶级能否巩固政权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针对这些疑虑和非议，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批驳了苏汉诺夫等人的观点，试图从世界历史的总体高度，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总结俄国革命、俄国道路，驳斥苏汉诺夫等人对俄国缺少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根本质疑，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合理性和特殊性，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坚持俄国革命的首创性就在于开创了“先夺权、再建设”的新道路、新战略。

第一，十月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列宁批评苏汉诺夫们并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5]懂得这个辩证法，就能从实际出发判断要不要革命、怎样革命，而不是拘泥于所谓马克思说的“固定道路”。“这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6]十月革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形势下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一战（1914—1918）爆发后，世界形势、第二国际情况、参战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各种矛盾更加尖锐。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危机频发，最后名存实亡。本来处于弱势的布尔什维克党因提出结束战争、分给农民土地等主张而得到人民拥护，并通过民主斗争逐步赢得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地方苏维埃的多数，最后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革命胜利。这场革命是当时主客观历史条件合力作用而成的，是已经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

第二，先夺权后发展文明并不违背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俄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于先夺权后发展现代文明。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基本规律并不排除俄国开创一条新道路的历史可能性，就是“先夺取政权，反过来搞建设”“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7]列宁指出：“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这是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列宁预计：“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9]

第三，夺权后必须集中力量发展现代文明。列宁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是个“无可争辩的论点”。^[10]但是，不能以此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因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是有联系的两个问题。同时，也不能无视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列宁特别强调苏维埃俄国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工业化、电气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新社会制度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的最深源泉”“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归根到底，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首要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力。他说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首先是指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文化建设上，俄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顺序、独特道路，带来了俄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独特矛盾，即比较先进的政治制度与落后的经济文化之间的矛盾：“‘当前的关键’（链条的环节）=提出的任务之大不仅与物质贫困，而且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脱节。”^[11]为社会主义文明奠定雄厚的基础。他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战略策略、政策措施。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把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统一起来，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与发展现代文明的紧迫性统一起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两个必然”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解决了理论前提问题。其深刻思想有助于我们破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早产论”“宿命论”“补课论”“跨越论”和“崇拜革命论”“告别革命论”等思想误区，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