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系统分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不同阶段，阐明了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同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实践以及受其决定的自然科学发展相适应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敲响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细胞学说、能量转化以及达尔文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极大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发展，为唯物主义辩证法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恩格斯首先分析了形而上学的基本特点及其产生的历史根据。形而上学的主要特点是把事物当作既成的、互不联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这种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是由人类认识的发展逻辑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恩格斯看来，从15世纪开始到18世纪末，自然科学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其基本方法是把研究对象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加以分门别类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人们“必须先研究事物，尔后才能研究过程”。^[18]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留下了一种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习惯，这种考察习惯被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中，就造成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恩格斯认为，19世纪以后的自然科学发展到整理材料的阶段，其基本方法是把各种材料联系起来，研究事物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过程之间的总的联系。当自然科学过渡到把各种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联系的整体，系统地研究事物的发展变化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就不再适应自然科学的发展需要。因此，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领域内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三大科学发现对唯物辩证法产生的重大意义在于“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19]。细胞学说的发现，揭示了动物、植物等有机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生长发育的共同规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能量转化的发现，一方面证明了运动和物质不可分离，物质运动不会凭空产生和消灭，另一方面证明了物质运动的形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其各种形式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进化论的发现，证明了整个有机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并处在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这一发现有力地驳斥了那种认为物种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和神创造万物的观点。

恩格斯通过回顾三大自然科学发现和其他自然科学的进步，有力地证明了自然界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基在坚实可靠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也为解释自然界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过去，描绘自然界联系的总的图画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但由于当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自然哲学无法科学地解释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和内在联系，就“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20]。而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确立，充分揭示了自然界联系的辩证性质，由此宣告了自然哲学的终结。恩格斯宣告，此后任何复活自然哲学的企图不仅是多余，而且是一种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