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作背景
马克思的这封信写于1877年10—11月，信比较长，按中文来算，有2000字左右。写此信的直接诱因是对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1877年第10期发表的《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的回应。而《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则是对茹科夫斯基在《欧洲公报》1877年第9期发表的《K.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的回应。茹科夫斯基是俄国文学家和经济学家，1889—1894年曾掌管俄国国家银行，并担任俄罗斯帝国的枢密官。在《K.马克思及其著作〈资本论〉》一文中，茹科夫斯基严重误读了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作了抨击和贬低性评价。他认为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物质条件的巨大作用，但却回避了对物质条件的研究，是一个形式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是以个人所有制为出发点的，并且个人所有制也是马克思全部研究方向的基础；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忽视了企业主的精神劳动的重大作用，因而是错误的，等等。[1]米海洛夫斯基对茹科夫斯基文章的回应，本意是为马克思辩护，并谈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但马克思看到米海洛夫斯基的辩护文章后，却并不满意，迅速用法文写了这封信。然而，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写好信后，没有把它寄出去，而是把它压了下来。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文件时发现了这封信并抄写了几个副本。其中的一个副本恩格斯于1883年转给格·亚·洛帕廷，后者当年把此信转交《祖国纪事》编辑部，而米海洛夫斯基在1883年秋读到了这封信。恩格斯又将该信的另一个副本附在1884年3月6日的信中寄给了在日内瓦的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并委托她全权负责发表事宜。
1885年，这封信作为地下出版物曾用俄文在俄国出版过。1886年，这封信又用俄文发表在《民意导报》（日内瓦）第5期。
马克思为什么写出这封信又生前不发表它，这里面的背景相当复杂，马克思的考虑也相当复杂。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从1848年以来不止一次强调指出，沙皇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是欧洲各族人民和进步事业的共同敌人，因而反对沙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立场。但是，随着俄国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进行，马克思恩格斯，特别是马克思对俄国的看法添加了新的因素，这就是俄国可能成为欧洲革命的前哨。对于这一点，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2]
促使马克思得出上述看法，一在于马克思对俄国革命者英勇行动的敬佩，二在于他对俄国革命特殊性认识的不断加深。而这其中的中介，就是俄国革命者与马克思的频繁交往和俄国进步人士对马克思著作的喜爱。
根据资料，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与俄国朋友有交往。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与俄国朋友有书信来往有460多封，涉及50多人，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安年科夫、巴枯宁、拉甫罗夫、查苏利奇、丹尼尔逊、洛帕廷、普列汉诺夫、特卡乔夫等。俄国民粹派创始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与马克思未曾谋面和通信，但有神交，他们二人的著作马克思都认真研读过。例如，赫尔岑的回忆录《监狱与流放》，马克思从1869年11月开始读，到1870年1月9日才读完。为了直接能够阅读俄文资料，马克思于1869年11月开始学习俄文。他还于1870年3月22日接受不久前在日内瓦建立的反对巴枯宁的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建议，担任该支部驻总委员会的代表[3]，而最迟在1871年7月27日起还担任了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书记，同年10月3日再度被选为书记[4]。马克思的这个职位使得马克思负有了指导俄国革命的责任。而为了能够更深入了解俄国，马克思时常请求俄国友人特别是丹尼尔逊给他提供相关资料。可以说，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研究俄国资料在马克思的学术生涯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恩格斯对马克思如此疯狂地研究俄国问题感到不解，进而甚至还有抱怨。据历史学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的考证，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发现了整整2立方的俄国统计资料和一大堆俄文书籍，对此恩格斯十分恼火，并对拉法格说很想一把火烧掉它们。[5]当然，与一贯风格不合的是，马克思并没有留下什么关于俄国问题的评论性笔记，这一点连恩格斯都觉得“和平常的做法多少有些不同”[6]。另外，马克思的著作在俄国得到最热烈的反响也使马克思激动，可以说，他对俄罗斯的好感也在与日俱增，这一点，与恩格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868年10月7日，马克思在兴奋地答复丹尼尔逊准备出《资本论》第1卷俄文版的信中，马克思提供了自己的简历。在同年10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马克思说道：“几天以前，彼得堡的一位书籍出版商告诉我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资本论》的俄文译本现在正在付印。他要求我把我的相片寄给他，好把它印在扉页上，而这件小事我是不能拒绝‘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即俄国人的。这是命运的捉弄：二十五年以来我不仅用德语而且用法语和英语不断地同俄国人进行斗争，他们却始终是我的‘恩人’。1843—1844年在巴黎时，那里的俄国贵族给我捧场。我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1847），以及由敦克尔出版的著作（1859），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俄国销售得多。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外国又是俄国。”[7]1872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问世后，3000册很快被售出。1872年10月12日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这样言说：“在俄国，我的这本书极受欢迎。只要我稍有空闲，我就将俄国评论界的一些反应寄给您。俄译本（一大卷）已于4月底（1872年）出版，我已从彼得堡得知，打算在1873年出第二版。”[8]
应当说，和马克思接触的俄国革命者主要是俄国民粹派。例如，巴枯宁、拉甫罗夫、查苏利奇、丹尼尔逊、洛帕廷、普列汉诺夫、特卡乔夫等均是这样。其中有些人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例如查苏利奇、普列汉诺夫。俄国民粹主义是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在俄国很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该派内部也有众多派别，互相之间争论不断，但其中也有一些共同特征。我国学者马龙闪把它概括为如下几点[9]：一是崇尚和信仰人民，把人们理想化。他们把人民主要界定为农民和贫苦劳动者，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是合理的，人民是真理的支柱。二是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保存农村公社，发展农民固有的“社会主义精神”。三是企图通过俄国独特的公社道路，绕过资本主义这一血淋淋的阶段，“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四是在文化上秉持虚无主义态度，反对文化崇拜。例如，克鲁泡特金就认为需要的是医院、工厂和工人学校，主张关闭一切大学，因为它们是为少数人建立的。
俄国民粹派在批评资本主义、主张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与马克思恩格斯是同路人，他们大多敬重马克思，高度重视马克思的意见。但在马克思写这封信之前，他们不少人认为马克思是村社社会主义的反对者，米海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而也有一些民粹派则把握不准马克思的思想，他们特别希望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前景问题上马克思能谈谈看法，因为这对他们至关重要。例如，1877年3月7日，丹尼尔逊就致信马克思，请求马克思为某一家俄国杂志例如《祖国纪事》写一篇关于俄国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文章，并且说“我们非常希望得到您表示同意的答复”[10]。而如果再联系查苏利奇1881年2月16日致马克思的信，就更能强化我们的判断。信是这样写的：“你比谁都清楚，这个问题在俄国是多么为人注意……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农村公社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能说明你对我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以及关于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理论的看法，那么，这将使我们获得极大的帮助。”[11]而在马克思的眼里，则是另一番景象，即俄国人误读了他，既误读了《资本论》，又误读了唯物史观。至于怎么误读的，在下一个问题中我们会具体谈到。
既然存在误读，而且这些误读是俄国民粹派中普遍存在的误读，那么，马克思写这封信就理所当然。这一点可以说是马克思写这封信的直接原因。
那么，写好的信为什么又不发出去呢？恩格斯后来有个解释。他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说：“马克思写的这篇答辩文章，看来是准备在俄国发表的，但是没有把它寄到彼得堡去，因为他担心，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受危险。”[12]这个解释把原因主要归结为不愿给他人和刊物带来麻烦，而且又是出自非常熟悉马克思的恩格斯之口，当然是具有权威性的。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探究，恐怕也不能忽视别的原因。
第一不能忽视的是，不发表是出于维护同盟大局的需要。本来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是为马克思辩护的，马克思反过来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恐怕这未必有什么好的效果。因为马克思清楚地记得，之前，也就是在1874—1875年间恩格斯与特卡乔夫之间发生了一场论战，特卡乔夫还于1874年在苏黎世《哨兵报》发表了《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并出了小册子。这场论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民粹主义的一场论战。马克思对这封公开信高度关注，而且正是他建议恩格斯进行还击的。在小册子的书皮上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枯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13]马克思认为特克乔夫臆造了争论，但在特卡乔夫等俄国民粹派人士眼里，这不是臆造，而是恩格斯的傲慢。特卡乔夫在给恩格斯的公开信中说：“正如我已经指出，您认为在我们的读者面前损害我们的声誉是必要的。您忘记了，我们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斗争，不仅是为了我们祖国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为了全部工人的利益，因此，这个共同的事业使我们成为您的同盟者。您忘记了，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共同的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当高高在上的官员遇到抵抗时，他们经常有这样的行为。官员的本性是遇到不同意他们的、与上层有不同观点的人就愤怒。您在反对我们时所表现出来的激愤，说明您自身属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员。”[14]可以说，民粹派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行为是有保留的，起码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大局观上和做人上“似乎”是有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马克思把写好的信塞进自己的抽屉里秘而不宣，完全是合乎情理的。
第二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认为想要说的话不少已经说过了，其他想要说的话说出来让这些俄国同盟者理解其意义也是存在障碍的。这样说的主要理由是，恩格斯在1875年应马克思要求回应特卡乔夫的文章中把主要之点已经讲了，而恩格斯所讲的也是马克思认可的。这个主要之点集中起来就是一句话：“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15]至于关于对《资本论》的理解问题以及更深层次的对唯物史观的认识问题，马克思似乎觉得，对于这些同盟者，也没有到非要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接受马克思观点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