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算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一直存在这错误的思想路线，主要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这两种错误主张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提出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危险最为严重。教条主义主要是指以书本为依据，把书本上的东西教条化，搞本本主义，以书本套实践、定对错，在思想上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

作为共产国际中国代言人的王明上台的口号是“为中国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深得莫斯科的要旨，因而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王明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只知道“唯书”“唯外”“唯上”，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甚至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片面的附庸苏联和共产国际，结果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用所谓的“红色堡垒”对抗蒋介石的白色堡垒，大打阵地战和堡垒站，与敌拼消耗。在强敌压迫下，红军丧失主动，节节抵抗，节节败退，伤亡惨重。正是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和方针，使得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全党达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使白区党的力量损失几乎100%，苏区党的力量损失90%。

自1927年起，毛泽东作为站在第一线的革命家，以重实际、重经验的精神，为解答中国问题进行了勇敢的探索，开辟了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的中国革命道路，也因此与党的先后几位领导人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在1928年10月到1930年1月，毛泽东先后草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主张。1930年10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并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特征。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曾经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竟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从此毛泽东就挂着当时中央苏区“国家主席”的虚名养病、视察、蹲点、督导或者随军行动，他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丢个精光，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但教条主义尚未得到彻底清算，就全党来说，思想路线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因此，当长征开始尤其是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才有时间进行哲学学习和思考。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需要从哲学路线、思想路线上来总结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经验教训，需要从理论上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需要从根子上把脱离实际的各种错误思想批倒，就只能从思想路线这个根基上入手。毛泽东认为，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问题主要都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领导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受挫的元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背离实事求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一贯认为，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而是党内的主观主义，因为主观主义是思想懒汉，他们不知道“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2]。“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3]。“两论”就是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而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