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二者的历史作用
这个问题是恩格斯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这一问题是当时人们把握唯物史观的关节点，而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误解乃至曲解；二是马克思恩格斯此前在这个问题上侧重强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根据形势和理论思维发展内在要求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予以进一步阐明。
恩格斯首先关注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乃至曲解问题。这种误解乃至曲解集中表现为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只承认经济因素为唯一决定因素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后来被学术界，特别是被苏联和我国学术界称为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实际上，这个称谓在恩格斯在世时期是不确切的，这是因为，那个时候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的所指是广泛的，是指肯定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唯物主义。其中，历史唯物主义就又被称为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只不过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决定论，即是一种承认经济因素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例如，拉法格188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文中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唯物主义粉碎了历史唯心主义及其愚弄人们的宿命论，创造了历史哲学并训练无产阶级的思想家作出打开通向新世界——自由的劳动世界的大门的经济革命。”[18]1909年拉法格写了一本书名叫《思想起源论》的著作，其副标题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应当说，尽管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没有把自己的历史观叫作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但我们也可以确定，当拉法格明确提出经济唯物主义这个对唯物史观的称谓时，对拉法格很了解且关爱有加的恩格斯并没有否定这个称谓的意思。因此，简单地说恩格斯在晚年书信就批判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把上述广义的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限定为狭义的只承认经济是唯一起决定因素的唯物主义，是后来苏联哲学家米丁、罗森塔尔、尤金等人的发明，他们还进一步把这一学说当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其俄国的变种经济派的理论基础来批判。
在回顾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恩格斯实际上批判的是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唯经济唯物主义或唯经济决定论，而不能笼统地说批判的是经济唯物主义或经济决定论。前面提到的博尔吉乌斯的观点，就是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应当说，恩格斯在世时，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唯经济决定论的在第二国际各国党内大有人在。例如，法国社会党创始人饶勒斯就在1894年12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我不能同意马克思的这个看法：一切宗教、政治、道德的观点只是经济现象的反映。”[19]拉法格1895年1月写的《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就是对饶勒斯1894年12月写的那篇文章的回应。再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也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唯经济决定论。顺带提一句，我国不少学者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是唯物史观曲解为唯经济决定论的代表，认为他的这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1890年出版的《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哲学史》一书中。鉴于这本书无中译本，所以国内研究基本是转述。在笔者看来，梅林在1893年发表的作为《莱辛传奇》的附录《论历史唯物主义》一文有相当部分是针对巴尔特的观点而对唯物史观进行辩护的，且这个辩护总体上是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的。恩格斯1893年7月致梅林的信中说：“我从末尾，即从《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东西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我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此外，只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或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20]大概我国学者就是从上述第二段引文得出巴尔特认为唯物史观是唯经济决定论的。但如果对照梅林书中的评论，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在梅林那里，他一方面批评的是巴尔特的唯心史观，另一方面批评的是巴尔特对经济基础内涵的片面理解。[21]从中我们很难得出巴尔特把唯物史观曲解为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
在恩格斯看来，绝不可把唯物史观理解为唯经济决定论。他在给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22]
但是，恩格斯同时承认，他自己和马克思出于反驳论敌的唯心史观的需要，侧重强调了经济因素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而没有对其他因素对历史的作用予以应有的重视。在这一点他和马克思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在恩格斯看来，在他们对唯物史观实际运用的文章中，例如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充分考虑到各种因素对历史事件的作用。恩格斯进一步比较隐晦地认为，马克思和他此前对何谓经济因素的论述也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他之所以在给博尔吉乌斯信中把种族因素、地理基础、外部环境纳入经济关系的范畴之中，一方面是对博尔吉乌斯提及的种族因素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巴尔特提及的气候、种族及其他自然条件的回应。
在做了上述两点铺垫后，我们接下来讨论恩格斯两封信中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及其二者的历史作用的论述。
恩格斯认为，不能仅仅认为经济基础才对历史发展起作用，上层建筑诸因素就不起作用，也不能认为经济基础才发挥主动作用，而其他因素仅发挥被动作用。实际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均发挥作用，而且均可以发挥主动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因素之间往往并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共同对社会历史发展起作用的。正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诸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至于各个因素到底怎样发挥作用，相互之间又发生怎样的相互作用，这要通过对具体历史运动的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但是，恩格斯又进一步指出，这些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并非是同等程度地发挥作用的。恩格斯把这些因素总体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类，认为经济基础因素总体上作用更大些，起着基础作用和决定性作用。他在给布洛赫的信中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和事变，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忘掉这种联系）向前发展。”[23]这里特别要注意的是，恩格斯在阐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时，是用内容和形式、必然与偶然这两对范畴来表达的。在他看来，经济基础呈现为内容，上层建筑呈现为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对内容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呈现为必然性，上层建筑呈现为偶然性，必然性决定偶然性，偶然性影响必然性。
在恩格斯那里，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是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这里面就有两个层面的内容需要解释。一是上层建筑因素会不会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我们觉得，根据恩格斯的意思，上层建筑诸因素对历史发展有时会起到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但这里的决定性作用不是经济基础那样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是首要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的确切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说，归根到底就是归结到最后的意思，是最本真、本质的东西，因而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就是最后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说第一因的意思。那么，“归根到底”是不是指的是可以把其他一切尽可抛掉而留下的精华呢？不能这样理解，如果这样理解，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与唯经济决定论无异了。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在这里的确切意思是，在承认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又认可经济因素第一位的作用。而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除了上面阐述的含义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经济因素这个第一因还对其他因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这是从总体上讲的，它并不排斥其他因素例如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其他因素作用的发挥，会受到经济因素在根本上的制约。有学者认为，经济因素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经济因素不是对社会历史起直接作用，而往往是间接起作用，我以为这种判断恐怕是可商榷的，因为物质生产生活关乎人的生存和发展，它发挥作用经常就是直接性的。
经济因素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归根到底的决定性作用原理对于解释大尺度、宏观、总体的历史现象能够很好发挥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恩格斯看来，这并不意味着能用经济因素解释清楚一切历史现象，也不意味着经济因素能解释一切历史现象。这是因为，经济因素只能解释清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性的客观性的发展轨迹，但解释不清楚历史发展的上层建筑现象的特殊面貌，这一面貌的具体状况要用上层建筑诸因素的特殊矛盾来解释。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恐怕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勃兰登堡公国（普鲁士王国的前身）之所以成为一个体现德国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决定的，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所决定的。进一步推论，如果仅用经济因素解释勃兰登堡公国的强国之路，恐怕是解释不清楚的。同时，有些历史现象由于其本身就是上层建筑现象，且是上层建筑现象的片段，对于这样的现象，在上层建筑内部就可以得到较好解释，若套用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来解释反而是不伦不类。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也在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关于高地德语这一现代德语的主体的音变起源问题。在恩格斯看来，如果要用经济因素解释这一音变起源，很难不闹出笑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