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历史是人的历史。要把由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性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变成现实，必须由特定的历史主体来完成。《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34]。

《宣言》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是一种“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特殊商品，是被规定、被剥削、被奴役的对象。迫于生存的需要，工人之间是一种残酷的自我竞争关系，甚至面临女工、童工的排挤。他们既无生产资料，又无政治权利，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大工业使他们最富有组织性、纪律性和团结精神，在革命斗争中能够联合起来，形成反抗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这样的地位和特点决定了它能够代表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根本利益，团结人民为争取自身利益而斗争。工人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变，最终发展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并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教育下，认识到“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35]，进而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样，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就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即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在此基础上，《宣言》得出结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6]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又称“两个不可避免”）的论断。

关于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方式，《宣言》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37]。而在具体的斗争方式上，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38]，因而在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然会被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反抗，所以无产阶级也只能以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只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39]。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对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主要是近代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深入考察和1848年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暴力革命方式的必要性问题，但纵观他们的思想发展尤其是晚年思想可以看出，他们并没有把暴力革命看作是变革资本主义的唯一途径和方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冲突和阶级矛盾相对趋于缓和等新变化，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策略进行了新的阐述，他们在强调暴力革命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了各国工人阶级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革命方式和道路的思想，提出了用和平手段如普选权等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如马克思1872年9月8日在《关于海牙代表大会》的讲演中就指出，“工人阶级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40]。进入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对普选制的作用更加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