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最高的树上
1977年，谭伟山出生在广东电白县谭屋村。这里只有一所小学，只有一个卫生站，大部分人都姓谭，连亲带故地掰扯不开。
谭伟山的童年无甚稀奇，但是有一点格格不入。
那时候，电白县各地涌出一批生产队，自发将集体耕地包干到户，谭伟山的父亲就在这样一支生产队里，县里面一些领导干部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
此后，谭伟山经常被村里的小学生叫成“走资坏蛋”，日子并不好过。
村里最高的一棵树有六七米，那时谭伟山个子还瘦小，喜欢爬上树顶随风飘摇。站在树顶，在树最高的地方，海风使劲地糊在他脸上，咸而湿，有时糊得人睁不开眼，但他可以看到大海、县城，还有那些他说不上名字的地方。他暗自发誓，要去远方，去那些他叫不上名字的地方。
有一次，谭伟山和同学打架，但父亲没叫他给人家上门道歉，只是问他想不想出去。他几乎没怎么思考，就说好。很快，他被父亲送去县城读书。
他会画画，也想画画，去了县城就当美术生，初中毕业顺风顺水考进广美附中。美术生每年都会下乡采风写生，所以谭伟山读书时就去过湘西凤凰、安徽宏村、陕北佳县和内蒙古等地。
下乡写生比旅游有趣多了，谭伟山和同学一般在一个地方至少要住个十天半月，每天对着风景或者老房子画半天，住十几块钱一晚的县招待所大通铺，中午饿了就在老乡家里吃饭。90年代的黄土高原，小县城佳县，他们每天早上花一块五吃一碗羊杂碎，然后坐上三轮摩托车下去各村里画画，漫山遍野都是枣树，走到哪吃到哪。有一家院子里的团枣特别脆，每个都有鸡蛋那么大。学生们使劲夸枣子好吃，结果老乡摘了两袋送给他们。中午几个同学在老乡家吃了碗面，人家却死活不肯收钱。于是谭伟山就和同学把十块钱压在碗底，揣上枣子就跑。
不仅仅是人走得远，精神也渐行渐远。当时的广美附中是四年制的高中，一半时间文化课、一半时间专业艺术课，学生们和美院的学生一样在完全开放的环境里，奔放地生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上映的时候，广州并没有很多院线，结果谭伟山班上一半的人翘课去看，愣是包了场。美术鉴赏课上老师会放法国新浪潮的电影，从特吕弗到戈达尔，自由自在地没了天与地。就连在画室里面上专业课，音乐都是放窦唯，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摇滚艺人就这样走进传统，走进艺术的课堂。
那是一段除了画画、读书没什么好想，又似乎什么都泛着遐想的岁月，谭伟山还是想了很多。他常常在宿舍熄灯之后，倚在透着月光和路灯光的窗子旁边，翻一本《黑镜头》，翻到烂了，然后是《世界摄影大师》系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少年人的心痒，手也痒。
谭伟山有一个弟弟小他一岁多，但两人同一年参加高考，一起考大学。当年正逢广州艺术学院最后一届师范类免学费，每个月又有补贴。父亲把谭伟山单独拎到一边，只说了一句，你是做哥哥的。
本来想考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的谭伟山做出这个决定后，向父亲要钱买了一部尼康F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