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一线天”，是生机还是危机
梁大爷住的房子是1983年底砌的四层楼房，也是在旧屋的基础上拆了重盖的，自己家里住两层，其余的出租。后来又在河边买了一块地，砌了五层，隔成小单间全部租了出去。
梁大爷回忆，大概从1985年的时候起，来猎德村租房的外来人口就越来越多，建楼的密度随着攀升。自己当时住的那栋楼和旁边楼之间只相隔50公分，窗户都开不了。哪家做个饭，油烟窜得到处都是，味道大得不行。
过去猎德村外来租客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一万六千人，而本村常住人口不超过五千。那会儿村里虽然环境差了点，但离市中心比较近，房租也便宜，因此很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和刚毕业的年轻人都会选择住在这里。然而由于人口流动大，人员成分复杂，整体素质也偏低，所以那时候猎德村的治安非常不好。
不仅如此，房屋的隔音效果也很差，再加上村里住的人多，从早到晚人来车往，梁大爷经常被吵得睡不好觉。
即使生活上有这么多不便，一开始得知猎德村要拆迁重建的消息时，梁大爷以及村里上了年纪的人们心底里都是不情愿的。
“不知道会修成什么样，好在哪？我们家几代人都住在这里，结果你一下子就拆了。”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好，没事儿还可以上自家的楼顶种个树栽棵草，放到现在就做不到了。
以前村里的房屋在猎德涌的两岸相对而建，大家平时有空就都到河边坐坐，聊聊天喝喝小酒，十分热闹。拆迁之后要面对摇号分房，这些在一起相处了几十年上百年的老邻居就都得被分散开来，免不了会有念旧排斥的情绪。
搬离老猎德的那一天，梁大爷心情很低落。不仅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祖屋，还要举家搬到员村——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安置三年。全家五口人住在一个很小的三居室里，租金也贵，环境特别差。
“不舒服的，你去到人家那个地方个个都不认识，没有熟人，而且一住就是三年。”除了家里有七八十岁的老人或者孩子在附近读书的可以优先住在老猎德边上的房屋安置，其他的村民全部搬出去租房了。有的去了附近的冼村、石牌村、杨箕村，有的去了更远的从化甚至是山区。
拆迁改造那三年，梁大爷也会经常回猎德周围看看，跟老朋友们讨论着“谁家又被拆了”“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
因为猎德村的复建是由建筑商承包的而不是开发商，村里面每天都安排了几十个村民在工地里监督以保证工程质量。砌墙的时候看到水泥不够就会要求现场的工人给重新补上，大家把每栋楼都当作自己的房子认真地监督着。
梁大爷有常年在工地上班的经验，没事的时候就会到现场看看，“质量很好的，比那些开发商弄的好多了”。现在他住在新房里，楼上的人随便怎么折腾怎么走，自己家里也不会听到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