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现场的空降兵
大一时，谭伟山的兴趣完全从绘画转向纪实摄影，大二时就开始跟随颜长江实习，学习新闻摄影。2002年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广州日报集团下的《赢周刊》做记者；2003年，进入南方都市报摄影部，跑了7年24小时热线突发摄影记者；2011年参与组建南都音视频制作部，统筹拍摄新闻纪录片，现任南都视觉新闻部内容总监。
对谭伟山来说，童年的跑动是对远方、对未知的天然好奇；做记者后的跑动，更多是一种突然的空降感，一个电话，人就要指哪奔哪。
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谭伟山从广州飞哈尔滨，一下飞机就被冻惨了。当时广州二十多度，哈尔滨零下十几度，风一吹只穿一条牛仔裤的腿就像挨了刀子，所以赶紧哆嗦着去买一套保暖内衣。习惯轻装上阵后，除了工作必需的装备，身上带钱就行，能在当地买到的东西当地解决。对他来说，只要进入工作，除了镜头，一无所有，四海为家。
从哈尔滨到北京游玩中，谭伟山又接到电话：黑龙江某地发生矿难。一赶到牡丹江，出机场就遇到大雪高速公路封路。于是在厚厚积雪的国道打的士从半夜开到天亮。当时煤矿厂一开始瞒报死亡人数，谭伟山借了一件军棉衣，半夜和另一家同行租车守在矿区数搬运的尸体。凌晨三点，他们跟着运尸体的卡车跑了三十多公里到另一个县的殡仪馆，一路上天空飘着雪，是一段很诡异的夜路。到殡仪馆，他们让司机不熄火，大摇大摆地闯进去拍照，拍完上车就跑。
雪夜追车，闯殡葬馆，镜头数尸，全身而退。对谭伟山来说，这些只是家常便饭，是突发摄影记者的常态。天天在路上跑，发生车祸他们去现场、发生火灾他们去现场、发生凶案他们也在现场。有时，他们甚至比警察、医生去得还快。那个时候，南都摄影有个不成文的守则，重大事件24小时内必达现场。
2008年，缅甸飓风造成十几万人死亡。缅甸那时候还是个军政府管制国家，当年能进到缅甸的外国人非常稀少。谭伟山和同事抵达仰光时，外国人必须居住在指定的几家星级宾馆，街上到处是持枪的军人维持秩序。
为了去现场，谭伟山自己不抽烟，但在昆明办签证时，他特意买了点儿烟。在缅甸路上过关卡被拦的时候，就送两包烟给那些军人。就这样一路送完了两条云烟。
在灾民集中的寺庙，他掏了全身大半的现金，捐了几万缅币，大概是100多块人民币，结果全村的喇叭都在广播，感谢来自中国的客人。几番回忆，仍觉动人。
在缅甸第四天，汶川地震了。
在缅甸第七天，谭伟山结束了原定的采访任务，采访完后想尽办法赶到成都。由于余震不断，在成都第一个晚上是在街头小吃店度过的。老板和他面面相觑，气氛凄惶，两人都无言。隔日，天蒙蒙亮，谭伟山揣着相机，继续赶赴灾区。
汶川地震那年南都去了几十个记者，大部分记者要么驻守都江堰，要么在赶往震中映秀的路上。领导派谭伟山和文字记者去当时还没太多关注的北川县，而那里才是汶川地震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
当时谭伟山和同事都在汶川倒塌的废墟跟随民间救援队一起救援幸存者。不多时，带的干粮和水都用尽了，而直升机空投的食物散落在两边的山上，由于地震造成山坡土石松动，谁也不敢去捡。
一个北川十几岁的孩子从废墟中找到一个小卖部，从死人堆里扒拉出饼干和饮料，记者和救援队都吃了。他们开玩笑，吃过死人堆里的食物，都不怕鬼了，只要有人能活下来的地方，他们也能生存。就这样哭着笑着继续下去。
此后，谭伟山赶往现场前准备更加充分，“操作上是，心理上也是”。
2011年3月，日本发生9.0级地震。谭伟山和南都派出的其他记者在一天之内拿到日本领事馆的加急护照签证，带着海事卫星从中国香港转机到东京。
出机场和在日本的志愿者对接上了后，第一件事是租车，第二件事是采购食物把车后备厢装满。驱车逼近福岛时，福岛核电站泄漏的消息传来，报社要求记者必须离开。他们第一晚去了岩手县的避难所，但太多灾民挤在一起，于是他继续北上。
当时通往福岛的高速公路封路了，日本交警听说是中国的记者，直接给了一张通行证。在高速休息区，他们还遇见了参与救灾的日本自卫队军人，自己排队掏钱买食物。在灾区，水电煤气断了，日本人就劈柴生活，没听见过哭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在废墟上寻找还能用的物品，见到他们也是鞠躬，对着镜头微笑。
在日本的第二天，谭伟山和同事赶去地震后海啸冲击最大的大船渡，那里已经是福岛以北100公里。目睹了许多，也拍摄了许多，核辐射的阴影一日日在众人头上集聚，但那天晚上大家一起吃了烤牛肉，一切照旧。
在日本的第三天，国内外已是一片闻福岛色变，于是继续往北撤离，终于到了北海道。由于有高山遮挡，不用当心辐射。但前有辐射，后有余震，他们不得不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