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家庭

国家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生活也是如此。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三婶没有被完全束缚在承载千万人汗水厚重的土地上，也在村里担任过很多工作。未出嫁时，三婶在生产队担任过保管员，主要是保管农作物、种子以及农业生产所用的物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生产资料——防止谷物发霉、发芽，也参加过村里的武装民兵，定期开会、集合、巡逻、训练，治理大队，保护这个地方。说到武装民兵，三婶的声音激动了起来，言语中满是骄傲，那是属于老一辈的激情岁月。

后来，由于要外嫁到东镜，三婶便退出了毕村的民兵团，并将枪支交还给了组织，三婶的户口也转到了丈夫的户籍所在地。她又回到了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劳作，但她还时不时回想着那段武装民兵的日子。保管生产队唯一的枪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点燃了三婶平静的心，她不再是一个为生计、温饱而机械式劳作的农民，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开始发生转变，迷雾重重的人生道路前方有盏为她而亮的灯——保护好这把枪。她是一个为保障村民的生命安全而奋斗，以自己的行动对自己的人生作价值确认的民兵。

三婶婚后重回耕地的日子不算辛苦，之前也是一直这样过来的，工作重心由补贴家用转到把持家务。让她怅惘的一腔保卫村庄无处挥洒的热血，也被现实渐渐冻结了。改革开放后几年，三婶随着丈夫迁入城镇户口，打过几年工：去粉厂制粉、到布场筛选布料，但都因为工资过低只做了两年就离开了。因为就业形势严峻，找不到工作的三婶决定买一台缝纫机，自己做婴儿服饰到当地市场贩卖，一卖就是十一年。孙子孙女的相继出生让三婶放弃自己的工作，转而帮自己忙于工作的孩子们养孩子。丈夫去世后，没有退休金的三婶只能靠社会养老保险和丈夫单位的困难补助过活，当然子女们也会给些赡养费。但三婶认为：“我的钱够用了，子女的钱就用在更需要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