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城市最中央
现在的谭伟山是一个看上去寡言、没什么表情也没什么个性的中年人，他有一对双胞胎女儿，谈起心爱的孩子脸上会遮掩不住笑意，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十几年前会是部门出名的暴脾气。
2003年，谭伟山进入南方都市报摄影部，成为一名热线突发摄影记者，每天跑24小时，一跑就是7年。每天，谭伟山都在等待一个电话。等待一个把他带到突发现场的爆料电话。他从城市的一个角落跑到另外一个角落，从一个车祸跑到一个火灾，从一个打斗的场面跑到一个凶杀案的现场，左闪右躲、前突后冲、“长枪短炮”“上蹿下跳”。
拍的最多的还是广州。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谭伟山喜欢这里繁华、方便、兼容和舒适。但作为一个突发新闻摄影记者，他不可避免看到了一些阴暗面，谭伟山有很多时候都是对自己说，也只能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份工作。
他会把一个死者拍得很美，因为她的死是一生时间最后的定格。
他会拍摄一个打人的场面，但至今依然记得按快门手指的发抖。
他拍过很多弱势群体，也曾经有过伦理的迷思，但最终还是觉得尽量去“平视”他们，用最平常的角度消弭镜头必然的侵犯性。每个人都能从其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别人。不要拔高，也不用放低，“平视”就好。
在混乱的突发事件现场，谭伟山要求自己更冷静，这样才能突破现场封锁，突破重重障碍，直抵新闻事件的核心。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什么能比一位突发摄影记者更能体会到什么叫“直面惨淡人生”。
真实太过于真实，当它们交织在一起时，却又变得不真实。
谭伟山不相信时间可以抚平伤口，但他并非纯粹的悲观者。他谈起电影《绿皮书》，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即便那对黑人来说是一段异常黑暗的历史，但每一段历史都有这样黑暗的时刻，他坚信，历史会往良性的方向发展，而且也正在往良性方向发展。
谭伟山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城市，一段生活，一个个生命，他们生或死，他们哭或喊，那里面是不折不扣的人世。
直到今天，我们的城市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伤口，但它同时也在慢慢地愈合。我们揭开华丽毯子霉斑密布的背面，记录城市的背面，却从未停止盼望向阳的生长。
（文/金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