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
18岁，刘碧嫁人了。她反对家里安排的好几桩亲事，要自己挑选如意郎君。事情顺利得出奇，裹脚的母亲没有反对，更别说一直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持开放支持态度的父亲了。于是她顺利地同大她9岁的隔壁镇上的青年吴胜喜结连理。
环境在悄悄地变化，新思想也在刘碧心里萌芽。
到了婆家一开始的生活并不容易。婆婆以前是地主的小妾，新中国成立后改嫁到了一户平凡人家，她传统又古板的行事风格没有随着时代的变更而革新，宗族家法、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一样不落。
新旧思想交汇、碰撞，刘碧因为有着年轻人对新事物自发的热忱，当时在吴家没少受过白眼。
两年后她有了第一个女儿。与此同时，丈夫被招做了铁路工人，一年半载才能回家一次。丈夫不在身边，孩子又不是男儿，她在婆家的地位愈发低微。
自己没有收入，为了不被婆家人进一步歧视，她决定出去找点散工做——挑煤、卖宣传小册子、给别人家里打零工做杂活儿等等，她都干过。
一天晚上，她外出挑煤回来，婆家的人都睡了，但黑暗中还是传来一阵又一阵细小的抽噎声。一片漆黑中她努力辨认着那个孤零零地坐在炕上的模糊影子，哭声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那是她年仅4岁的女儿。把女儿抱在怀里，女儿说因为妈妈工作，经常天黑没人陪伴害怕，才哭得说不出话的。刘碧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唯有暗流眼泪。
人生的起伏，心里的落差，如今不仅自己生活艰辛，连孩子也随自己承受痛苦。流泪心酸之后，她明白，只有想办法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让家人幸福的生活下去。
婆家的歧视一直存在，尤其是第二个孩子仍然是一个女儿的时候，贬低和嘲讽愈发明显了。丈夫不在身边，孩子年纪尚小，苦痛和委屈无处倾诉，刘碧只能把心酸和痛苦的眼泪憋回肚里去。她下定决心要为自己谋一份工作，离开婆家。她不会让任何人看扁。
“以前的女人都留在家里做家务、管孩子，公公婆婆说什么就去做什么。但我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应该要给自己找份工作，哪怕是再苦再累，最起码，我有一份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说起自己谋到的工作，刘碧的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仿佛自己还是当年那个骄傲地宣布自己有了工作、准备离开婆家的“叛逆”女青年。
凭着这样一股狠劲儿，她勇敢地离开婆家，一个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不易，刘碧每天早上四点就要起床，简单地洗漱过后就要到广场上给人洗被子——这是她为了抵挡入不敷出的开支不得不谋求的另外一份零工。洗完以后，回家继续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六点，她就要去上班忙活，因为是学校的炊事员，中午还可以有一些休息时间补充一下睡眠，然后再到晚上下班回家后，做饭、补衣服、补鞋子、哄俩女儿睡觉……忙活了一大转下来，已经是凌晨一两点钟了。
日子虽然艰苦，但是刘碧很快乐。每年过年回婆家时，她感觉自己“头都能抬得高一点”，因为一切都是她“自己劳动得来的”。这时她已经完全明白了女人自强的重要性，那时“一定要送儿女读书，让他们都找到工作”的念头已经在她脑海中逐渐生根发芽。
几年过去，她又添加了两个儿子，一对双胞胎。有了4个孩子以后，每天忙到令人应接不暇——忙得没有属于自己的空暇时间，甚至没有时间思念出门在外的丈夫。
1982年，年仅10岁的小儿子突然患了眼病，如果求助在外的丈夫，极有可能会耽误孩子的治疗时机。她果断地给家里的孩子们交代了几句，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便立马背起小儿子，走了几十里山路找大夫。
丈夫碰巧回家了，得知事情原委。他当天立马前往几十里外的诊所。临走前有街坊问他：“孩子全都交给老婆养了，你一年半载也没法回来见一次，你就不怕她对孩子们不好？”他却不以为意：“孩子交给她，我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