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不得不逃离的时候

这几年，袁林一直保留着去菜市场拍照的习惯，但他发现抓拍到符合他所追求的美学意义的照片越来越难。随着智能手机在这座县城的普及，镜头下的人的姿势越来越趋同，大都低着头沉浸于智能手机里的虚拟世界。袁林知道，这或许正是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工具会深刻地改变人类”，但他寻找美的历程也多少显得有点索然无味了。

如今，自称“打口一代”的袁林已经进入而立之年，而那些曾经陪伴他度过青春年华的打口碟丢失的丢失，被送走的被送走，剩下来的已经寥寥无几。现在的袁林，听音乐的方式也与大多数人无异，点开手机的音乐客户端，搜索自己想听的音乐。

“仪式感差了，因为现在的东西都是随手可得。”袁林怀念起以前听音乐前的一系列准备，将黑胶唱片取出，慢慢地放进唱机，每一步的动作都要十分小心，生怕将唱片划花。“那种感觉其实很好。”

当一首《成都》将袁林身处的城市的景致推到大众眼界中的时候，袁林的音乐口味刚刚转向了世界音乐。从第一次听打口碟到现在，袁林的音乐口味发生了几次变化。一开始他听流行摇滚，从 Bon Javi 和枪炮玫瑰开始听起，入门后他听的音乐越来越重，从朋克到重金属到死亡金属，他都听。接着他开始回归到民谣、后摇滚、后朋克和氛围音乐等轻一点的音乐，后来的一段时间他又拾起了蓝调、爵士乐。

“听地下音乐的人对《成都》这种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急于跟当下的流行民谣撇清关系，话里带有些微的傲气。

自从袁林离开那所学校后，再也很少有人踏进书吧，唯有书架上摆放画像中的铁托、Bob Dylan 和 Allen Ginsberg 依然目光炯炯。

2017年1月10日，袁林变卖了成都的房产，带上家人前往重庆。在离开前，袁林为女儿拍了一张照片，她的半张脸被口罩捂得严严实实，露出的双眼充满了天真和无辜。

如今，袁林加入了重庆当地一家推广创新教育的机构，在其中担任制片人，主持拍摄介绍国内教育创新的成功案例和以推行教育变革的教育人为访谈对象的节目。

正如袁林最喜欢的乐评人颜峻在《再见，打口的一代》一文中所写到的：“打口的一代和一个夹缝中的时代一起，渐渐远去，我们再见吧。只要有新的路，我们就还有新的行走。”

（文/黄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