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识尽愁滋味

1984年的大年初八，阿全和堂哥就启程了。因为打工的那家饭馆正月十五才开业，阿全得等上一个星期才能重新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第一天晚上衣服都洗不干净的阿全在厕所里无声地哭了出来。第二天阿全提出想出去走走，堂哥心想他年纪也不小了，便由着他去了，临出门前还叮嘱他早点回来。阿全走在陌生的黄村街道上，和素未谋面的本地人或面面相觑，或擦肩而过，可无论哪种相遇，带给他的只有不安与孤独。走着走着，阿全心底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我要回家！我要回去！”。抹了一把眼睛，阿全便凭着记忆走回了家——村里的家，有亲人朋友的家。“当时走回来的时候我很害怕，但是实在不想一个人待在黄村，我也就硬着头皮走回来了”，阿全在回家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就这样咬着牙步行了20公里回到了村里。

父母看见儿子突然回来表示很惊讶，可是看见儿子通红的眼睛和冻得发颤的身子也不好说些什么，把阿全迎进屋，一家人还是像往常一样吃着晚饭。这边看上去一派祥和安宁，可堂哥见天黑了阿全还没回来，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晚饭都还没吃就要出去寻他。他一遍遍地问路上的行人，一遍遍地敲路边人家的门，都没有找到阿全的消息。他的朋友们同样也没有给他带回来好消息。凌晨回到住处，他也没法睡个好觉。

第二天一早堂哥便托一位家里有自行车的远方表亲回村子里看看阿全是不是回去了，自己留在黄村继续寻找。傍晚表亲回到黄村，告诉堂哥阿全确实因为住不习惯回了家，让他不必担心，他才放下了紧绷的心。正月十五前后，阿全被父亲送到了黄村，堂哥一句责怪都没有，整个人表现得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反倒是堂哥身边的朋友将那两天发生的事细细说给他听并不断指责他任性的行为，他才意识到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一时间竟不敢直视堂哥的眼睛。

饭馆开张了，生活又忙碌了起来。堂哥和几个工友天没亮就要起床准备磨豆腐、打豆浆、做包子，要确保天一亮就能把早餐拿出去卖。刚开始工友们都顾虑阿全年纪小，不忍心让他起早做事，但是阿全不愿意再给大家添麻烦就也加入了早起的队伍，一起做早餐卖。阿全看着满锅豆渣泡成的浓白色豆浆，困意也渐渐因为手上不能停的动作被驱散了；豆浆出锅后被他搬到店门口，撒上白糖，5分钱一碗就着烫嘴的温度卖给过路的食客。早餐卖完，阿全也就去后厨帮工了，基本上一天洗洗刷刷的就过去了，只有客人特别多的时候他才会出来帮忙。可这样无休止的工作也不能给阿全带来富裕，他甚至连积蓄都没有，实打实的是个“月光族”。好景不长，饭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阿全在外工作一年后又回了家。

在家的日子，他也想着如何赚钱。因为砍柴的收益过低，他已经另谋出路了，做得最多的就是和几个好友一起去山上砍下大树当作木材卖给工地，树干很粗，重到需要三四个人才能抬得动，一天能挣三块多钱。村庄里最不缺的就是山和山上的树了，他就这么靠着自然的馈赠和自己的体力挣到一些小钱。那钱最后也没能成为积蓄，而是成了嘴里吃的或者身上穿的，那时候大家都想尽办法能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后来他听一位叔叔的介绍接连到制香厂和石场工作，但因为工资太低，活辛苦，生存环境差，最后都只干了几个月便不再干了。按他的话说，那点钱连吃饭都不够，待在那里也是没什么出路的。赋闲在家的时候，他只能搞搞他的木材生意，偶尔赚个几块钱。

在外做工前前后后快两年的时间里，阿全没有为家庭的经济贡献一分钱，虽然父母嘴上不说他什么，但是这足以使他的自尊心受挫，感到愧对父母养育之恩了。哪怕那时候的他才18岁。

他决心再出去闯一闯。1988年的冬天，他和几个以前打工认识的弟兄一起去了中山，一起在一家表带厂打工。厂子很大，墙壁上用红漆写着激励人心的标语，车间里的机器声不间断地响着，手里不断重复着制作皮质手表带的动作，阿全心里虽带着烦躁却也乘着前所未有的认真。虽说在这儿工作每月能拿到90块的工资，是在石场时的两倍，但是厂里不包吃住，阿全的生活也没能因为双倍的工资变得更好起来。为了省钱，阿全和工友们合租了一间房，13个人睡在一个说不上大的空间里，可没人觉得过不下去，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逼仄的生活。当时阿全和另外七个人自己用木板铺成了大通铺，各自划分好各自的“领地”，几乎身子挨着身子睡下。因为人太多，所以对厕所和洗脸池的争抢总是激烈的，阿全总是能成为那个最早起床的人，笑嘻嘻地把同屋的人吵醒，在他们眼皮底下抢占厕所和洗脸池的最佳使用时间。

厂子一天只用上8个小时的班，对加班时间也有有严格的限制，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所以晚上他们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几位相熟的工友就经常聚在一起打牌，彼此之间建立起了身后的友情。每周一是厂里固定的假期，阿全在这一天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待在出租房里睡觉，等到睡足了再出街透透风。当年正是港产片大热的时候，看电影也就成了阿全最喜欢的娱乐项目。看了很多的香港电影，周润发的《英雄本色》是他最喜欢的影片，“他拿着点燃的钞票给自己点烟的动作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阿全到现在讲起这部片子眼神里都还会发出熠熠光芒。

在中山的生活虽然辛苦，但也平淡安宁。有一天晚上阿全到一位朋友家聚会的时候，被破门而入的警察吓了一大跳。他被带进了警察局。他知道是同行的几个朋友偷了几辆自行车放在楼梯间，却因为法盲不知道自己有包庇罪。几天后，他被送往看守所，这一关就是三个多月。

1992年被释放后，他辞去了表带厂的工作，和几个亲戚去了深圳——那个据说改革开放后到处都是钱可以赚的城市。他们去了一个五金厂，每天做的工作就是给金属磨光。这一年弟弟带着一个朋友找上了他，他把弟弟他们也带进了这个厂子。当年的冬天，因为马达的故障，阿全被皮带拉扯着卷进了机器里，脖子上都是衣服留下的见血的勒痕，后背更是血肉模糊，工友急忙切断电源把他救了下来。“如果不是当时穿的衣服够厚，我可能就会没命了，”阿全现在想起那次工伤还会感到后怕，脖子和后背的疤没有褪去，心上的伤也没能淡化。得到一定赔偿后，阿全就带薪养伤，可是每每看见厂子里冰冷的机器他都会心里发毛。一个多月后，他向厂里提出辞职，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朋友介绍他去中山学理发并借给他一笔钱先安顿生活，他头一次受这么大的恩惠，连连道谢之后回到了中山，一待就是12年。

跟着师傅学了一些理发的基本功之后，阿全也渐渐对理发上手了，工资也渐渐从八百元涨到了一千多元，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他买了一辆二手的自行车，骑着它上下班时感受微风擦过自己的脸颊，那时的每一刻都是快乐的。但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他积攒下的钱也不多。因为这份手艺，他有了一笔“老婆本”，在27岁那年娶妻，那是他已经是村子里不多见的晚婚青年了。婚后他花了3600块买下了老家一块120平方米的地皮，日子眼看着就要好起来。夫妻俩一起在外打拼，努力还清因为建房子欠下的债。1997年儿子的降生让他喜悦无比，可医生的诊断让他瞬间跌落地狱。他带着患有地中海贫血的儿子四处求医，家里已经债台高筑，可是为了救活儿子，他也没有犹豫过往外花钱，可是孩子还是在一年后夭折了。这时的阿全已经瘦得只剩皮包骨了。为了还债，他还得强撑着在外打拼，好像赚钱是他生活的意义所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