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婶的前半生
六婶从菜地里走上田埂，走上水泥马路，朝马路另一边林林立立着的或高或低的房子走去。在这个村子里，似乎每个人与土地的连接都在逐渐变弱，那些从学会走路开始就在田地里打滚的人，在傍晚太阳的斜晖和徐徐的晚风中，抱着孙子孙女，立在新修的马路旁，望着不远处肆意生长着野草的荒地，向孩子讲述自己儿时、青年时、壮年时在土地上播下的种子和收获的希望。连接着荒地与马路的地段则显得更有生机，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人在这儿开垦种菜，六婶就是其中之一。穿过两条巷子，那栋外墙没有装修的七十来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就是她家。如今，她一个人在这儿住着，丈夫在外打工，儿女都在外地工作、读书。
六婶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这样庞大的家庭或者说这样的家庭构造在村里很普遍，就为了生一个男孩。六婶说，她争的是一口气。她生下二女儿后，婆婆进进出出说着“老三心肠好，命里才得了两个儿子”的话。尽管1986年的《关于修改〈广东计划生育条例〉的若干规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农村人口”“严禁生育三胎和超计划生育二胎”，但村委会真正开始严格要求结扎却是在1999年的夏天了。她还住在老式的矮房里，门口种着丝瓜，藤蔓沿着搭起的架子攀上屋檐，饱满的丝瓜坠在遮盖天井的铁皮屋顶上，蓝色的铁门请邻居上了锁——儿子刚满月还发着烧，她和孩子们躲在屋内。村委会里有一位相识，刚拐进巷子口，就踏得化粪池的盖子咯噔响，开始喊道：“哇！丝瓜好大一条啊！”一个月后，她自己一个人去结扎了。“很多人劝我再生个儿子，我不想生了。”她说，“生孩子也会烦的。”因为超生，三个小的孩子直到2003年趁着人口普查才得以入户口，超生的罚款也一笔勾销。“我也没钱，要是几千块的罚款还可能东借西借地交了，十几万的罚款，上哪儿借？借不到，也就不怕了。”上户口那年，三女儿已经读二年级了，此前交学费都要多收一百多的超生费。如今，每年村里发200元的人口费，超生的孩子也不被算在其中。
六婶是在2011年农历十月份的时候搬进新房子的，74平方米的双层平房历经了四年才入住——其实，这块地从买入就显得异常艰难。六叔只是个普通的建筑工人，1996年月收入还不到一千，为了翻倍的工资，他有两年春节都在工地看守，没回家。尽管如此，微薄的收入也只够一家人填饱肚子，逢年过节，六婶偶尔得向妯娌开口借钱。也是这一年，村里开放更多土地卖给村民，四伯和五伯相继买地——那种一整座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地，也为弟弟物色了这块地。没有钱，犹豫了很久，六婶想，这样的债得还到什么时候。直到四伯向自己的老板借了两万块钱，又东拼西凑，借给了六叔，而这四万多块钱六婶每次几百元、一千元地还，还清时儿子都上小学四年级了。
2005年开始六叔在惠州工作赚了些外快，家里日子开始有些起色。攒下的钱不多，但六婶家着手盖房子了。设计图是六叔自己画的，施工请的是六叔的堂弟文龙叔，他是远近村子里小有名气的包工头，自己拉了建筑队，村里一半以上的房子都经过他的手。六婶在他的建筑队里当小工，干的都是体力活，和石灰沙子、搬砖、挑泥，村里干这类工作的清一色是妇女，只有砌墙、贴砖等技术活才是男性主导，工资从2002年的每天30元涨到2016年的每天150元。打地基、浇筑柱子、砌墙体、立门框，六婶每天早出晚归，看着房子从无到有，忙碌也欣喜。建完房子主体之后，因为没钱就停工了，直到两年后才再次动工装修，期间六婶还是隔几天就要到那儿巡视一番。装修几乎都选了最便宜的材料，六婶请四伯一起去挑瓷砖的样式——淡黄色泛着不规则的白，天井处嵌了一圈暗红色的瓷砖，成了整间屋子的亮点。新的家具只有一楼客厅里那套桌椅，3000元，老房子里的椅子是六叔自己做的——横平竖直的线条，像个箱子一样，也确实是个箱子，底层打开就露出藏在里面的锯子、锤子、螺丝刀。那是六叔曾经的吃饭家伙，他做过木匠、泥匠，为了讨生活每样手艺都会一些，却始终也没能“赚大钱”。
入宅那天，每个前来参观的人，在房子里巡视一遍都会夸奖房子气派，啧啧地赞赏夫妻俩，供那么多个孩子上学还能建房子，了不起。六婶说，多亏了某某人借给我一万、某某人借了我几千，才成就了此事，让她很满意，可也暗暗心酸。她想起了大女儿，玲高中毕业，在堂姐介绍下到深圳打工，录取通知书在她走后一个月送到门口，六婶原封不动地拿袋子装好，放在卧室的柜子里，锁上了。那个时候，房子只是个空壳。后来，房子快装修好的时候，二女儿去上大学了，本科。六婶还记得七月份在那间逼仄的老房子里，瑜歇斯底里的表情。瑜蹲在天井洗衣服，六婶站在她身后聊起报志愿的事，试探性地说了一句“要不就别读了吧，去你大姐那儿。”她没想到一向温顺的二女儿暴跳起来，吼了一句“不读就不读”，眼里全是泪水，又蹲下去揉搓衣服。第二天，她央求六叔六婶，“让我上大学吧，读最便宜的专业，我会去找兼职赚生活费的，你们帮我交学费就好。”六婶从前没想过孩子们能够上高中，甚至念大学，“能读到初中就读到初中吧，实在不行就去打工。”孩子们小的时候，六婶一直是这样想的。如果不是2005年九年义务教务普及到村里，每个孩子两三百的学费、书费就占了开支的大部分了。2013年，三女儿念高三的那年春节，六婶吃着年夜饭，告诉孩子们，借的钱都还清了，以后，六叔挣的钱供他们读书，自己赚钱供家里生活。六叔很释怀，要孩子们什么都别管，好好读书，他吃亏就是因为没文化。
六婶喜欢在年夜饭的饭桌上忆苦思甜，讲她从前的事。
六婶那时候还不是六婶，家里人唤她的小名“玉”，唯一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上梳着两股麻花辫，长长的垂到腰间。她直到生了孩子才剪短了头发，因为孩子老爱抓那两股及腰的乌发。26岁时，在堂嫂介绍下嫁给了堂嫂家排行第六的弟弟，从此，后辈喊她“六婶”，长辈和平辈管俩人都叫“六”，只有娘家的叔伯婶母还喊她的小名。在她那个年代，26岁是晚婚，同她一样年纪的人现在都抱上孙子了，她总是抱怨年轻时太顾及家里，迟迟不嫁，结果年纪大了，没得选才嫁了六叔，从前来提亲的某某人，现在多气派啊。
她在家排行第二，虽然有个哥哥，却生得矮小瘦弱，那些哥哥挑不起扛不动的担子就都压到了她的肩上。父亲身体不好，她心疼；哥哥身体弱，她心疼；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年纪小，她也心疼；母亲是战乱的时候从外地逃荒来的，即使生活了几十年，对这儿的风俗人情也一概不懂；老祖母当年因为大儿子偷渡“过番”去了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了音讯，生生把眼睛哭瞎了。六婶天生是个要强的人，上要侍奉祖母，下要照顾弟妹，里里外外都势必要分条缕析。六婶讲起往事常很得意，当年她利落、聪明、活泼，又是长孙女，很得祖母和一众族人的疼爱，每年中秋煎油饺，祖母都把自己分到的三个金灿灿的油饺留给她。
她是家里唯一一个从没背过书包、念过书的孩子，七八岁的时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给自留地里的作物浇水，白天跟着大人一起劳作，拿着簸箕跟在他们身后，拾掉落的稻子或遗漏的花生，也算半个工分。14岁那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潮也刮到这个偏僻的潮汕小村里了，排里开始分地，她发愁了。父亲要出门干活，母亲又不事家桑，家里的田谁来种？愁了整整一夜她就把这责任扛到自己肩上了。第二天跑去找邻居大伯，请教怎么闷稻种，多大的地用多少斤的种、多少斤的种加多少水，不同时节要种哪种稻，伯伯一边哧哧地笑她这么小个人就要种地，一边事无巨细地交代。等到闷种那天，她又请来伯伯看着，伯伯笑她是机灵鬼，转身就吆喝得街坊邻里都大加赞赏。算着播种的时日，和母亲两个人在地头上忙活了一整天，每天看着稻苗长高，心里就感到踏实。插秧前和母亲分头去请族里的婶婶伯母来帮手，这种迟一天就影响一整季收成的事情怠慢不得，顾不上早午晚饭，把自己也像那绿油油的苗一样扎进了地里。
六婶大半辈子都在侍弄农活，黄花闺女时做，为人妇也做。她也不是没有机会摆脱这样的生活。有一年大伯从香港回来，看着她小小的人在井边打水，半人高的桶沉沉的似乎要把她往井里坠，大伯大呼要死，给她做了个专属的小木桶，还问她要不要去香港，她回问到，“那阿嫲怎么办？”大伯便不作声了。又一年，嫁到深圳的姑姑回家探亲，想带她去深圳打工，她想到瞎了眼的阿嫲、对家里撒手不管的母亲，一身病痛的父亲，拒绝了。二女儿工作两年后，在离公司不远处租了一个单间，想接孤身一人的母亲同住，母亲听说，笑得黝黑的脸上褶子更深了，斑点一闪一闪的，说，“不要了吧，我一个人住自在，想吃什么吃什么，也不用操心你们。身体好了就去做工，身体不好就种种菜。”女儿知道母亲心里也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又恐惧又期待。六婶从来没出过远门，最远去过相邻的市，到认了同宗族里的墓地扫墓。六婶没学过普通话，孩子们上了学回家常常讲，她原本听不懂，后来也就慢慢找到其中的奥秘，偶尔学着讲一两句，发音比常年在外工作的六叔还准。六婶也没学过数学，没背过九九乘法表，但买菜算账时却比摊主还快还准，她自有自己的一套法则。
六婶直到2006年左右才停了种稻子，只种些番薯、土豆、玉米、青菜之类的作物。那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家种庄稼了，少有的几块地招来了附近所有的麻雀——山上的寺庙兴做法，买了大批大批的麻雀放生，却让山脚的粮食遭了殃。种稻子太耗时耗力，打工一天也能买上一袋大米了。六婶在停种庄稼之前就开始到文龙叔的建筑队里当小工了，更早几年的时候，做的是“山工”。凡是有了些年纪，手头又有点钱的人，往往会先给自己修坟，这种热潮持续了几年，也就慢慢消退了。六婶当山工的时候，两个小的孩子还没上小学，也没钱上幼儿园。六婶把他们留在家里，从外头把蓝色铁门拴上，上了锁，这种生活直到阿公2003年搬过来住。2001年，大伯建了新房子，阿公吵吵着要去同住，大伯大妈不乐意。六婶知道阿公是喜欢热闹，就跟阿公说，等三伯建了新房子，搬出去了，你就搬到三伯的屋子里和我们同住。那时候三伯也在筹备着建新房子，即将从和六叔共有的这间老式矮房里搬出去。直到三伯搬出去了，阿公来问六婶，“当初说的话还算数吗，不嫌弃老头子吧。”阿公就这样住进了三伯的屋子，直到2004年的国庆期间去世。
六叔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让父亲过上好点儿的生活，六婶同六叔有着相似的遗憾。六婶的父亲是在小女儿刚满月的时候走的，才60岁出头。父亲在世时最疼的便是六婶，每次领了工资，就买点儿鸭肉让女儿陪他喝酒，他喝白酒，女儿喝自家酿的桑葚酒。六婶每次坐月子，他都亲自送一个猪肚来，可惜他没能送来第五个猪肚。
六婶有时候会没有缘由地觉得，少了那个猪肚，所以自己没能给儿子好的奶水，儿子才那样多灾多病。长到十几岁了，还三天两头地跑诊所，村里所有医生都知道六婶家的儿子体弱，瘦弱的手背上隔几天就多一个输液留下的针孔。
六婶在怀着儿子时，天天忧心会不会又是个女儿。两年前生下小女儿的时候，原本满怀的期待就像灶台里的火被突然一盆冷水浇灭，她也不管刚出生的女儿的死活，任由她哭闹，只寻思着找户人家送了。六叔也不作声，女儿一哭就给她喂糖水，这是前几个孩子都没享受过的待遇。第二天一早，阿公来了，他知道添了个小孙女，也知道六婶的心思，他说：“生了就要养，咱们家还没出过不要孩子的事，省我一口吃的也能喂饱这丫头。”
六婶常常感到欣慰和自豪，家里穷是穷了些，可孩子们读书成绩都好，从不用她操心，每次去学校，老师都不住地夸。那个一连教过六婶四个孩子的小学老师，如今在路上偶遇六婶，都热情地打招呼，询问孩子们的近况，虽然她早已认不出那几个孩子了。六叔则一向秉承着“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理念，尽管也希望孩子们成绩好，但每次通电话，都只是嘱咐注意身体，其他的有余力而为。
六婶如今53岁了，就像跟女儿说的那样，自己一个人住，身体好的时候就到文龙叔的建筑队里打打工，觉得累了，就在家待着。孩子们劝她别去工作了，她说，什么都不做在家像个废人一样，我就是个劳碌命，不干活哪儿哪儿都不舒服。晚上，六婶偶尔约上几个邻居，到村里的公园散步，这些妈妈们几乎都和六婶一样，丈夫儿女都在外工作读书。心血来潮时，她会用六叔留在家的旧手机和孩子们视频通话，虽然是今年春节刚学的，但已用得很得心应手了。
但无论去不去打工，每天起床之后六婶都要穿过公路，到菜地里浇水。今年种下的玉米已经有半个人高了，她期盼着女儿暑假回家，给她吃自家的玉米。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文/顾翠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