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

然而，即使努力农耕，家里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当时，生产队统领了全村的生产活动，村里的土地归生产队所有。村民要想获得粮食，要每天去生产队工作，积累工分，用工分去换取粮食、稻草，半年统计一次。所谓“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三婶努力工作一天，只能拿到九分半，低于人们的平均劳动水平——一个中等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所得为十工分。这意味着生产队分一块钱，三婶拿到手的只有九角五分钱。这样的收入看起来还过得去，但实际上生产队分钱的数目完全取决于其产量。要是遇到天灾人祸，十工分只分两三毛钱，三婶拿到的钱就更少了。更何况，三婶与丈夫还养育着三个孩子，“拉扯着三个孩子长大，（领取粮食）不超支就算好的了，超支的话，还要自己出钱买。”因为后天营养不足，体弱多病的孩子是家里的一大开支。

起初，人民公社开设大饭堂，社员可任意享用其饭菜，每天都能吃饱喝足。一年半载过后，情况却发生急剧的变化，产出的粮食无法填满人们无节制的欲望，生活的天平倒向饥饿，人们在街上只要看到能吃的都会捡回家煮。诺贝尔视生命是自然赋予的一颗宝石，但三婶的嘴中却成了一颗可随意抛弃、不值钱的顽石。

形势所迫，生产队不得不放弃了“大锅饭”，转而采取了“分米到户”的新举措，村里人的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勉强，意味着每家每户分配的那点粮食没有办法让一家五口吃饱，三婶家每天煮粥、煮饭、煮番薯才勉强度日。回想起当年艰难地挑着分配到的稻谷去碾磨脱壳，三婶不自觉地笑了一下，那是一种夹杂着幸福和辛酸的笑容，在每个饥饿难耐的夜晚，那一点点稻米便是生活的希望。由于国家政策较之前稍微开放了点，生产队向每家每户下发养猪证，要求每户向政府上交一定的猪肉指标，剩下的就归于自家。当时的人们都拼命地完成养猪的任务。当然，每家还能得到一小片自由地，拥有自由种植的权利，通过种植蔬菜维持生计。

作为家里的掌勺，三婶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花生产量低，不少人只能去买猪膏、肥猪肉煎油，拌着饭吃下去。至于穿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人凭所分配的布票可以领到两尺五的布。孩子们总期盼新年，只有在热闹的春节里，他们才有可能得到新衣裳，吃上一顿无论味道好坏都香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