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战争作战方式与战争指导
由于史料阙如，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指导与战术运用我们在今天已很难有较完整的了解和评说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方面已完全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可以寻觅。至少可以这么说，初期以争夺生存空间和为血亲复仇为目的的武力冲突，基本谈不上什么战略指导或战术运用，它们实际上只是一种群殴、械斗罢了，但是随着武力冲突的频繁和经验的积累，到了涿鹿之战和尧舜禹攻伐三苗阶段，已初步形成了原始的战争指导和战术运用恐怕也是事实。我们认为这种原始的战争指导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争指挥者已开始注重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做好战争的综合准备，为克敌制胜创造条件。如在涿鹿之战中，黄帝部族之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少克众，反败为胜，取得最后的胜利，关键就在于其战争指导方针的正确高明，史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84]，可见黄帝部族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除了积极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之外，也十分重视发展生产，“艺五种”就是教习民众种植五谷的正确要领，根据郑玄的说法，五谷就是指黍、稷、菽、麦、稻。黄帝这些积极发展原始农业的措施，为战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善于对敌手采取恩威兼施、文武并用的手段，既以武力征伐为主导，又以文教安抚为辅助。如，黄帝注重发展军事，争取民心，修德抚众。这样文武并举，双管齐下，就为自己统率部众同蚩尤部落展开决战并夺取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舜对三苗的战争中，曾采取了大修武事与文教的两手策略，一方面是用战争的手段直接打击三苗，“杀三苗于三危”[85]；另一方面是推动中原文化的南渐，加强对三苗地区的渗透影响，即所谓“舜却苗民，更易其俗”[86]，史籍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87]。文教与武功双管齐下，从而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第三，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善于争取同盟者，并非常注重战场的选择。如在涿鹿之战中，相传黄帝曾让应龙蓄水，即利用位处上游的条件，在河道上修筑土坝蓄水，以阻挡蚩尤族声势浩大的进攻。当蚩尤请出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冲破应龙水阵之时，黄帝又请出旱神女魃以止雨，利用晴天反击蚩尤，“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88]。同时，黄帝还积极争取到玄女族的支援，“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89]。黄帝掌握了在山林、川泽、平陆等各种地形上的布阵作战之术，从而夺取了战事的主动权，转败为胜。
第四，能巧妙地利用“天”“天命”，获得天时。以自然界的各种异象作为“天”的意志的表现，即天命。这些战争的发动往往也是在天降异象的时机发动的，所以说是以“天”“上帝”的名义去攻伐，师出有名。如，禹伐三苗时举行誓师动员，“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90]。从而为攻伐三苗提供了口实，也有力地鼓舞了士气，为其最终平定三苗提供了重要帮助。事实上，当时被认为是天降异象，其实是自然灾害，如禹伐三苗，也是利用三苗地区自然灾害对三苗地区带来的种种治理困境和统治危机。同时，战争指挥者会选择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天候自然条件果断及时地向敌手发动攻击。黄帝“治五气”就是研究气候、季节，以安排农艺生产，同时，黄帝掌握气候规律，预测天气状况，也可以合理利用“天时”，这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也非常大。如，涿鹿之战中，黄帝借助大风扬沙的天气，击夔鼓如雷鸣，吹号角如龙吟，并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91]。乘蚩尤部众震惧恐慌之际发起猛烈攻击，从而一举击败强劲的对手，并适时对溃逃之敌实施追击，擒杀蚩尤，加强自己对中原地区的控制。
可以说，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战争如同幽灵一般在其中飘荡，影响着整个进程的各个层面。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形成史简直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加强了群体的内聚力和权力的集中……战争在文明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战争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92]正是由于战争的频繁，所以兵学亦开始萌芽，原始兵器和原始防御体系相继出现，一些基本的作战方式和作战指导思想在战争中也有所体现。
【注释】
[1]《吕氏春秋·荡兵》，吕不韦编，许维遹集释：《吕氏春秋集释》，中华书局，2009年，第157页。以下《吕氏春秋》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贺建平：《氏族社会与“血亲复仇”》，《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4]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页。
[5]《左传·成公四年》，左丘明撰，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4149页。以下《左传》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法］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67页。
[7]《孙膑兵法·见威王》，孙膑撰，张震泽：《孙膑兵法校理》，中华书局，1984年，第20页。以下《孙膑兵法》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战国策·秦策一》，刘向集录，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第74页。以下《战国策》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9]黄朴民：《涿鹿之战论析》，《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0]［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0页。
[11]王晓毅、丁金龙：《从陶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看尧舜禅让》，《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2]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
[13]《后汉书·西羌传》，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869页。以下《后汉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4]《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以下《史记》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5]《国语·晋语四》，左丘明撰，徐元诰集解：《国语集解》（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7页。以下《国语》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16]姜尚：《太公金匮》，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03页。
[17]姜尚：《太公金匮》，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103页。
[18]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5年，第1页。
[19]蓝永蔚，黄朴民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20]《世本·作篇》，宋衷注，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第359页。
[21]《吕氏春秋·荡兵》，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8页。
[22]《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袁康撰，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以下《越绝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3]李筌：《太白阴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沈长云：《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2日第16版。
[25]《山海经·西山经》，郭璞注，郝懿行：《山海经笺疏》，齐鲁书社，2010年，第4717—4718页。以下《山海经》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26]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
[27]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编：《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第45—46页。
[28]杨泓：《弓与弩》，见氏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0—196页。
[29]《周易·系辞下》，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181页。以下《周易》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0]参见《世本》张澍稡集补本及注引《墨子》《越绝书》等。
[31]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2]安志敏、吴汝祚：《陕西朝邑大荔沙苑地区的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57年第3期。
[33]［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9页。
[34]《绎史·太古》引，马骕：《绎史》，中华书局，2002年，第36页。
[35]林沄：《弩的历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4期。
[36]《释名·释兵》，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中华书局，2008年，第241页。
[37]《淮南子·兵略训》，刘安编，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第489页。以下《淮南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38]杨泓：《中国古代的甲胄》，见氏著《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3页。
[39]严文明：《姜寨早期的村落布局》，见氏著《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66—179页。
[40]张绪球：《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发现和初步研究》，《考古》1994年第7期。
[41]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张学海主编：《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
[42]高广仁：《山东史前考古的几个新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43]如钟少异认为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城方形化取向，或许与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观念有某种联系，见钟氏著《中国史前时代的筑城》，饶宗颐主编《华学》（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https://www.daowen.com)
[44]曹桂岑、马全：《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45]沈长云：《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居邑》，《光明日报》2013年3月25日第15版；沈长云：《再说黄帝与石峁古城——回应陈民镇先生》，《光明日报》2013年4月15日第15版。
[46]孙周勇、邵晶：《瓮城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文物》2016年第2期。
[47]孙周勇、邵晶：《马面溯源——以石峁遗址外城东门址为中心》，《考古》2016年第6期。
[48]施元龙主编：《中国筑城史》，军事谊文出版社，1999年，第4—14页。
[49]苏秉琦著，赵汀阳、王星选编：《满天星斗：苏秉琦论远古中国》，中信出版社，2016年。
[5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7—66页。
[51]《国语·晋语四》。
[52]《史记·五帝本纪》。
[53]《列子·黄帝》，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第84页。后世学者认为这并非以力使禽兽，或认为是以“熊、罴、貔、貅、䝙、虎”命名的部落或者军队，或认为很可能是以“熊、罴、貔、貅、䝙、虎”这些动物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武装力量。
[54]《史记·五帝本纪》。
[55]《逸周书·尝麦》，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31—736页。以下《逸周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56]由于华夏族对黄帝以及黄帝文化的认同，所以对蚩尤的描述或有偏颇，对蚩尤形象有刻意丑化的嫌疑。如认为蚩尤是一个品质恶劣的人，如在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吕刑》中有记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史记·五帝本纪》亦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大戴礼记·用兵》又曰：“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厥亲，以丧厥身。蚩尤惛欲而无厌者也。”这都是黄帝文化认同心理形成之后的产物。
[57]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起兵反秦时就曾“祭蚩尤于沛庭”，以激励士气。当然在秦汉时期齐地有“八神”祭祀之俗，有“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其中蚩尤是以“兵主”的身份接受祭祀，详见《史记·封禅书》的相关记载。
[58]《山海经·大荒北经》。
[59]刘方复：《中国史前的洪水》，《文物天地》1993年第1期。
[60]李学勤主编，王宇信等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61]《事类赋注》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龙鱼河图》也记载：“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62]《通典·乐一·历代沿革上》载：“蚩尤氏帅魑魅与黄帝战于涿鹿，帝乃命吹角为龙吟以御之。”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第3598页。以下《通典》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3]《管子·五行》，管仲撰，黎翔凤校注，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第865页。以下《管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4]《管子·地数》。
[65]《韩非子·十过》，韩非撰，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65页。以下《韩非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66]《通典·兵一·兵序》载：“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补遂（斧遂）之战，阪泉之师。”罗泌《路史·后记三》又载：“神农伐补（斧）遂。”新出土文献银雀山汉墓竹简《见威王》中有对“神农伐斧遂”的记载，见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67]《中国军事史》编写组：《历代战争年表》（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68]《史记·五帝本纪》。
[69]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孙子兵法佚义·黄帝伐四帝》，《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
[70]涿鹿之战后，黄帝对战败的东夷集团没有采取斩尽杀绝的措施，而是“命少昊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逸周书·尝麦》），使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结为同盟。
[71]《史记·五帝本纪》：“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
[72]据《尚书·尧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国注，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270页。以下《尚书》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73]《尚书·吕刑》。
[74]参见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第2077—2078页。
[75]《尚书·吕刑》。
[76]据《山海经·海外南经》郭璞注云：“昔尧以天下让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杀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为三苗国。”《汉学堂丛书》辑《六韬》云：“尧与有苗战于丹水之浦。”《吕氏春秋·召类》亦云：“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
[77]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9页。
[78]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
[79]《淮南子·修务训》。
[80]《韩非子·五蠹》。
[81]《墨子·非攻下》，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145—146页。以下《墨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2]《国语·周语下》。
[83]黄朴民：《孙子兵学与古代战争》，《浙江学刊》1995年第2期。
[84]《史记·五帝本纪》。
[85]《孟子·万章上》，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中华书局，2009年，第5949页。以下《孟子》引文均出自此书，仅注篇名。
[86]《吕氏春秋·召类》。
[87]《韩非子·五蠹》。
[88]《山海经·大荒北经》。
[89]《事类赋注》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以别四方。”
[90]《墨子·兼爱下》引《禹誓》。
[91]《太平御览》卷一五引《志林》。
[92]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