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胜而强立”的战争立场

孙膑秉持“战胜而强立”的基本观点，肯定战争胜利本身在国家治理中的价值与意义。当然孙膑虽然重视战争，但是其亦持慎战态度，反对统治者“乐兵”“利胜”等穷兵黩武的做法。同时，孙膑亦提出了“义”在战争中的重要价值，对孙武的兵学思想有所发展。

首先，孙膑以叙述圣王事迹来提出并证明“战胜而强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明确肯定战争对国家存亡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孙子兵法》相比，《孙膑兵法》对这一观点的论述更多地运用尧舜禹历史故事的叙述来证明其合理性：“尧有天下之时，黜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国四。故尧伐负海之国而后北方民得不苛，伐共工而后兵寝而不起，弛而不用。其间数年，尧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舜。舜击驩兜，放之崇；击鲧，放之羽；击三苗，放之危；亡有扈氏中国。有苗民存，独为弘。舜身衰而治屈，胥天下而传禹。禹凿孟门而通大夏，斩八林而焚九□。西面而并三苗□□……素佚而致利也。”孙膑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自三皇五帝以来，人类就有争夺。他通过尧舜禹故事的叙述，展现出与儒家完全不同的尧舜禹的形象，肯定了圣王的武功，肯定战争在圣王治理和秩序的形成、维护中所发挥的重要价值，然后紧接着提出“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观点，并又完全肯定神农、黄帝、尧、舜、汤、武、周公在朝代鼎革以及政治危局时果断采取战争手段的做法。在孙膑看来，这些战争并未对其圣王形象有丝毫的影响，甚至应该是圣王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昔者，神农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尧伐共工；舜代劂管；汤放桀；武王伐纣；帝奄反，故周公浅之。”^[222]尤其在战国时期，对那些天天仍然高唱仁义，只是从道义的高度一味反对战争的主张，孙膑毫不客气地指出：“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曰我将欲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这样的想法是一厢情愿的，根本无法解决问题，即使不同学派学者标榜的尧舜，也行不通，因此必须“举兵绳之”^[223]。而且孙膑的这一思想在战国时期也得到了认可和践行，如张仪在游说秦惠文王时就说了类似的话：“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224](https://www.daowen.com)

其次，孙膑肯定战争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战胜”，但亦反对“乐兵”“利胜”等穷兵黩武的做法。战国中期，兼并战争连年不断，为了防止敌国进攻，孙膑认为军队要常备不懈，犹如佩剑，“旦暮服之”^[225]，不可须臾离开，所谓“事备而后动”^[226]。孙膑非常理性地认识到战争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稷也。”^[227]孙膑虽然强调战争的价值，因为在战国时代的时代背景下，战争是完成王业的基本手段，但是重战不是好战，求胜亦不是贪胜。孙膑告诫统治者：“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228]又曰：“穷兵者亡。”^[229]他认为“乐兵”就是好战，“利胜”就是贪胜。穷兵黩武必然导致灭亡，是孙膑所反对的。他指出，只有“恶战者”，方可为“兵之王器也”^[230]。孙膑通过“乐兵者亡”“穷兵者亡”和恶战则王等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强调一定要谨慎用兵。

再次，孙膑秉持“义战”原则，坚信“义”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孙膑虽然多次强调国家富强、委积丰裕等基本物资条件对战争胜负的影响，但是他亦十分强调战争正义性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故城小而守固者，有委也；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夫守而无委，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231]孙膑此处并未单独对“义”进行论述，而是与“委”合论，“委”即委积，就是刍米禾薪等后勤储备，其对战争胜负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孙膑将“委”“义”合论，以坚守城池为例，意思是说，哪怕城池不大，也能够坚守，是因为有充足的后勤储备；兵力不足，而军队的战斗力强，是因为正义在己方。那么，如果储备不足而坚守，没有站在正义的一方而进行战争，天下没有能坚守不败和保持持久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在《威王问》中亦有“立义用兵”的提法。我们认为有关“义”战的提法可能与孙膑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地吸取了儒家的部分兵学思想有关，尤其是孟子在战国中期倡导的“仁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