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战与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

春秋时代战争频繁，诸侯列国争霸一日无已。《孙子兵法》的思想当然反映了这一时代特色，这就决定了孙武在战争问题上鲜明地提出慎战与备战并重的主张，换言之，即“安国全军”是孙武战争观的基本主线。

孙武对战争采取的是十分慎重的态度，《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展现出了这一态度：“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90]既然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生死的头等大事，所以孙武多次告诫并提醒统治者，必须慎重对待战争，指出：“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91]对于那种缺乏政治目标和战略价值而轻启战端的愚蠢做法，孙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92]并要求战争指挥者做到“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93]。

然而主张慎战并不意味着反对战争。《孙子兵法》提倡慎战的主旨，在于它强调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应当遵循功利主义原则，即做到兵“以利动”^[94]“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95]“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96]，不战则已，战则必胜。这种既重战又慎战的观点，使孙武的兵学观念既不同于儒、墨的非战主张，也与法家的嗜战立场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孙武慎战的出发点是“安国全军”，以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https://www.daowen.com)

孙武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深知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对社会经济、国家前途的影响巨大。因此，他把准备战争和指导战争的问题提到了极其重要的高度，强调一定要做到有备无患：“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97]这就是说，要把立足点放在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以强大的军事实力迫使敌人不敢轻易发动战争的基点上，而非其他。

基于慎战和备战并重的战争观念，孙武逻辑地推导出用兵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一个“全”字。所谓“全”就是全胜。《孙子兵法》中提到“全”的地方有十余处，最主要的篇章是《谋攻》。孙武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应该做到“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98]，从而实现战略、战役、战斗的全胜，即“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99]，用全胜的谋略争胜于天下，“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了达到这一理想境界，孙武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100]的主张，认为指导战争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谋略，其次是展示强大的兵威，通过军事威胁慑服敌人。至于“伐兵”“攻城”，那就等而下之了。由此可见，孙武的“全胜”思想，实际上仍然是其慎战和备战思想在作战指导上的反映。慎战与备战、重战思想犹如一条红线，贯穿于《孙子兵法》十三篇中。

如果不得已进行战争，孙武主张实行进攻和速胜战略。他明确提出：“兵贵胜，不贵久。”^[101]又曰：“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102]战争的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胜利，因此只有速胜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战争成本，所谓“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103]。无论从战前准备来看——“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104]，还是从战争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巨大损失来看——“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105]，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毫无疑问，对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同时，为了最大可能地降低成本，孙武以明确的语言表明了自己的进攻战略：“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106]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武这一战争观，是符合新兴阶层的要求的，与当时社会大变革的潮流相一致，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