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兵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对于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早期学说而言，研究者往往集中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化学、经济学等领域，却很少从兵学角度论析，这是一个遗憾。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它对兵学问题自然会有自己的基本认识与主张，由是而形成了个性鲜明的儒家兵学思想；而作为一种自汉代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它对兵学问题的一般理性认识，也势必会渗透并作用于中国古代兵学的构建过程之中，在传统兵学文化发展中打下自己的烙印，对古代兵学的发展和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制约规范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探讨先秦儒家兵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我们今天全面理解和把握传统兵学文化的本质属性与嬗递趋向，客观评价其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我们认为先秦儒家兵学思想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待战争的矛盾心态。
早期儒家兵学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尽量回避甚至贬低战争的地位与意义，认为它是人类不幸的原因之一，主张设法避免战事。另一方面，却又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指出战争是达到安天下的途径之一。这种矛盾态度实质上就是儒家经权原则在具体兵学思想上的反映。早在孔子那里，这种基本特征即已形成。而孟子对军旅之事的态度几乎与孔子如出一辙。在《孟子》中，对军旅之事的贬低、否定满纸皆是。荀子对军旅之事的地位与意义，亦时常取贬抑态度。他鼓吹以德行排斥戈矛，瞧不起齐桓，其主要理由之一，便是齐桓动用军事手段达到个人目的。早期儒家虽将战争的意义尽量贬抑，但是，他们并没有对此予以彻底的摒弃。他们承认，在自己思想体系构建中，关于战争问题的论述，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其主要表现为在论述问题过程中，经常以军旅之事作依据或比喻。如孟子经常引用《诗》《书》中的战争事实，为自己的论述排比增强逻辑力量，这正好曲折地反映了早期儒家对兵学问题的某种注意。同时，他们均不排斥必要的战争，将兵事视作治国安天下的手段、措施的一部分。
既想从原则上尽量贬低、淡化战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又不得不在具体论述中注意、肯定兵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这种矛盾、抵牾的态度，恰好构成了早期儒家兵学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贬低、淡化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是出于他们的感情，而注意、肯定战争之必要性，则是出于他们的理性。感情与理性的冲突，造就了早期儒家在战争问题论述上表面的矛盾和深层的统一。而这个感情与理性的冲突，却又肇始于儒家历史观与现实感之间的差距和矛盾。儒家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他们不能无视大量典籍中有关先圣先王征伐无道的记载。从理性出发，他们不能不肯定战争的正当必要性。但是他们所处时代战争的残酷性，又使他们感到所谓的战争，不但距离他们的政治理想如此遥远，而且还不断地打击毁灭着自己的点滴政治努力。因此，他们不能对现实无动于衷。所以，受强烈的感情驱使，他们又不能不尽量贬抑、淡化战争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意义。总而言之，对历史的敬重和对先王的尊奉，与对现实的不满和困惑两者之间的矛盾交织与冲突，从根本上决定了早期儒家在军旅之事看法上的矛盾交织与冲突。
第二，将兵学问题从属于政治伦理学。(https://www.daowen.com)
早期儒家兵学思想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是儒家将兵学问题最大限度地从属于他们的政治伦理学主体。他们把自己关于军旅之事的观点，仅仅考虑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注释。他们的兵学思想中笼罩着过于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淡化了兵学思想在其整个学说体系中的独立存在价值。
政治伦理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然而，早期儒家兵学思想对政治伦理学之依附的强烈性，乃是最为突出的。早期儒家兵学思想作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对战争的肯定或否定，完全是基于自己的政治伦理学说价值标尺的判断结果。对于符合自己道德观念或政治追求的军旅之事，即便是背逆历史进程的，也给予肯定。其二，早期儒家将战争的成败完全归结于自己的政治伦理学说是否被尊崇推行。具体合理的军事要素如武器、训练、军需等，在战争中的地位和意义常常为他们所忽略，而将战争的胜利归功于自己政治伦理学说的抉择运用。同样，早期儒家也把战争的挫折失败之原因，简单推诿给自己政治伦理原则未能得以实施。他们均认为军事上的祸患渊源于政治措施的失当，军事实力的积弱衰落取决于政治上的黑暗。其三，早期儒家将战争的目的、宗旨，简单规范衍化为自己政治理想的实现与推行，他们力图使战争的结果能符合其政治上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兵学思想的最终宗旨十分清晰地打上其政治伦理观念的印记。
通过对先秦重要儒家兵学思想的论述，我们认为先秦儒家兵学思想无不贯穿着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基本精神。这可以视之为儒家兵学思想的最基本的特征。早期儒家兵学思想完全依附于其政治伦理学说的这一特征，今天看来是具有双重意义的。首先，从其肯定兵学思想应从属于政治学说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战争的确是政治活动的最高表现形式。政治伦理状况对于分析判断战争的性质，理解战争的成败，认识战事的宗旨，是具有密切联系的。儒家从政治伦理学说衍生出有关的兵学思想，这种逻辑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它符合理性思维的正常途径。儒家提倡仁义爱民，主张调和阶级矛盾的政治伦理观，反映在其战争观上，使得其兵学思想具有相当温和、中庸的色彩。特别是他们能注意并重视民心向背对于战争胜负的影响，这更值得我们肯定。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军事上的强大并不等于政治上的稳定巩固。失去了民心，尽管拥有最强大的军队，也要走向反面，也要垮台。这种重民本的兵学思想，为儒家所倡导，影响极其深远。其次，早期儒家政治思想的确具有局限性。主要的表现便是“迂远而阔于事情”[76]“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77]。早期儒家兵学思想既然完全依附于儒家政治学说，那么儒家空疏迂阔这一弊端，同样也会得到反映。所谓“无敌于天下”的仁义之师，无非是他们的主观臆造。他们那种“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78]的理论追求，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儒家内部也是有人对自己学说的迂阔空疏持怀疑态度的。如，孟子高足公孙丑对自己先生的理论价值就表示过内心的困惑：“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79]这虽是对孟子政治学说空疏性的估价，但我们把它拿来形容早期儒家兵学思想追求理想境界时的高尚性与解决现实问题时的软弱性这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也一样是贴切的。
第三，论述中大量采用历史比附的方法。
早期儒家兵学思想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他们在对具体兵学思想的论述过程中，经常采取大量的历史比附方法。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各家在论述具体现实问题时，都广泛地寻找历史依据，为自己的论证增加分量。这一特征在儒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80]，即是这层意思。他们在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时，往往会寻找更多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善于运用历史事实论证自己主张之可行。即便是在没有充分可靠的历史事实情况下，他们也敢于根据需要，杜撰某些历史故事。在战争问题上，他们同样贯彻了这一做法。他们之所以肯定正义战争的必要性，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历史的依据——先王们曾经运用战争的方式达到胜残去杀的目的。他们之所以相信不行德义、专恃武力者下场一定可悲，战争的成败取决于民心向背，是因为他们同样找到了历史的依据，曾有许多貌似强大者最终多行不义而自毙。他们之所以对现实生活中的频繁战争心怀不满也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念，通过具体的价值判断后，认定仁义之师用不着大动干戈，只需以仁义道德进行感化，辅之以有限的征伐，便可达到目的，正如荀子所言：“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81]这种大量历史比附方法运用之特征，对于早期儒家兵学思想的构成，具有一定的逻辑力量。然而，受其基本政治观念的制约，他们这种历史比附方法的运用是有缺陷的，因为比附并不就是论证。从本质上讲，这种历史比附方法仅是儒家兵学思想迂腐性的某种体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