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塞防御与城池攻守的策略方针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战争的目的由单纯的争霸称雄一改而发展为兼并土地、鲸吞人口资源，使得春秋时期那种“津梁未发，要塞未修，城险未设，渠答未张”[141]的军事现象成为历史的陈迹，关塞遂成为战争中激烈争夺的目标。当时各国都强调“四塞以为固”[142]，希望通过扼守要点，争取战场优势，因此纷纷派遣重兵守御关塞，正如史籍所言：“诸侯之有关梁……盖自战国始也。”[143]又曰：“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144]于是，关塞的设置与建设成为战国时期各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
战国时期天下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关塞，据董说《七国考》统计，大抵有40余处。诸如，秦国东有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有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西有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北有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楚国“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145]。齐国西有博关（今山东博平东北），南有阳关（今山东宁阳东北）。赵国，北有无穷之门（今河北张北南）、句注塞（今山西代县西），西北有高阙塞（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西南）、挺关（今陕西榆林西北）、井陉塞（今河北井陉西北）。魏国有蒲坂塞（今山西永济市西）。韩国有成皋险塞（今河南荥阳西），商孤之塞（今陕西商洛南）。至于燕国，则有令疵塞（今河北迁安西），居庸塞（今北京昌平居庸关），并且“却背沙漠，进临易水，西至君都，东至于辽，长蛇带塞，险陆相乘”[146]。
这些关塞平时多有驻军防守，如，韩国用于“守徼亭障塞”[147]者有10万人之多。魏国“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粟粮漕庾，不下十万”[148]。王龁“陷赵军，取二鄣四尉”[149]，可见赵国对关塞亦予以防守。《管子·地图篇》中提到，战争中要求指挥者对险隘、困阻之地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也从侧面透露了战国时期对驻兵防守关塞要地的重视。平时的守御，为战时启用关塞御敌奠定了基础。一旦战争爆发，各诸侯国就“夷关折符”[150]，力争拒敌于国门之外。
战国时期城池的修筑有了新的发展，城邑数量急剧增多，规模也迅速扩大，“千丈之城，万家之邑”[151]比比皆是。如通过考古发掘查明，齐国都城临淄共有内外两城，内城周长7000米，外城周长达14000米。又如，邯郸城遗址，分王城和东北郭城，仅郭城东西宽约3200米，南北长约4800米，有20米左右宽的城墙。(https://www.daowen.com)
当时各国都普遍注意城邑的修筑，致力于加强其防守的能力，“为城郭者，非特费于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152]，故“量土地肥硗而立邑。建城称地，以城称人，以人称粟”[153]，努力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154]。
战国时期，各国重视城邑的修筑和防守绝非偶然。其一，从战略上考虑，当时的城邑往往是经济、政治、文化发达地区，又是关系到全局或某个地区的战略要地。或控制着交通之要冲，或控制着一大片地区的经济命脉，成为常说的“兵家必争之地”，起着整个战局的支撑点作用。如，在邯郸之战中对邯郸的争夺，燕齐之战中对即墨、莒的争夺，都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角逐。又如，秦、韩之激战宜阳，就在于宜阳的得失直接关系到秦国东进战略的成败。其二，对指挥艺术高明的将帅来说，在城邑攻守中，可以以其为依托，大量歼灭或牵制敌军，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如齐国田单凭依“三里之城，五里之郭”[155]的即墨城，长期固守，适时出击，终于复国。其三，城邑作为战争的重要后勤基地，粮食、衣物、武器、钱财乃至兵员，基本上都聚藏于其中：“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156]所以，从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来说，城邑就是各种军事行动的主要支撑点，守住了城邑，既可保全己方军队和物资供应来源，同时亦可削弱敌军及其在这一地区的物资供应来源。
战国城邑防御方法也因此得到长足进步。据《墨子》《商君书》《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等相关典籍的论述，当时的城邑防御是一种全民动员的整体作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做好守城的准备，“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矛戟称之”[157]。“（城）厚以高，壕池深以广，楼撕修，守备缮利。”[158]第二，妥善部署兵力，发动和组织全民投入守城作战，“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159]，全城民众分别担任守城中适宜的任务。第三，在城外修建各种防御性工事，拆去城外房屋，坚壁清野，“使客无得以助攻备”[160]；同时，搞好己方的战争物资储备，做好持久作战的准备，做到“薪食足以支三月以上”[161]。第四，守城作战之时，先是凭据外围工事阻滞和消耗敌人，逐次撤退至城邑主阵地，以各种手段抗击敌军的攻城方法，积极防御，内外配合，即所谓“中外相应”“十万之军顿于城下，救必开之，守必出之”[162]。实施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相结合的作战方式，对攻城敌军予以猛烈阻击，等待条件成熟时再予以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