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线与外线——春秋兵要地理
战争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兵要地理环境的优劣，直接制约和影响战争的过程和结局，这一点在春秋时期有着显著的体现，也是这一时期兵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第一，在激烈的争霸兼并战争中，中原边缘国家具有更广阔、更有利的生存、发展空间。随着其疆域的日益扩大，实力的日趋增强，遂成为主导当时天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形势的核心力量。
殷商晚期的周方国，春秋时期的秦、晋、楚、齐，战国时期的秦、赵，正是由于其地处中原边缘，据有山河之险，地理条件的便利极大地催化了它们的勃兴，所谓“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海迭兴，更为伯主”[194]。首先，这些国家和争霸兼并战争的中心地带——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在战略上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地位，在军事行动中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195]的被动状态。其作战行动基本上都在中原腹心地域展开，而本土则较少遭受战争的灾祸。周室攻打黎、邗，剪灭崇国；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邲之战、鄢陵之战，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富损耗、人员损失，可谓攻守皆宜，进退主动。[196]其次，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多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等少数部族为邻，背临空旷地带，所谓“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197]。这些少数部族，虽曾不同程度地对周、晋、秦、楚诸国构成某种威胁，但此种威胁亦仅仅局限于骚扰劫掠的层面，远不曾发展到倾覆社稷的程度。相反，倒是这些国家往往对错杂混居的少数部族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可以运用战争手段蚕食吞并之。尤其当其在逐鹿中原中暂时受挫，南下北上或东进西出受阻而对中原地区采取战略守势时，往往会适时调整战略方针，转而加强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巩固后方，扩张疆域，积聚力量，为将来进一步争霸中原或兼并列强创造条件。周在灭商之前率先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部落，春秋时期晋国先后攻灭长狄、赤狄，秦国吞灭西戎，楚国荡平淮夷、群舒等，就是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再次，由于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都不属于中原腹心范围，受中原文化圈的影响相对较小，旧传统的包袱较轻，容易更新观念，因时变革，符合时代前进的要求。就春秋时期的情况来看，打破旧礼制所规定的限额军制最为坚决，扩军规模最庞大、速度最快的，是晋、楚、齐、秦等国；田制改革走在前列，官制建设自成特点，立足于理顺战时管理体制需要的，亦是它们；根据地形特点，结合对少数部族作战的需要，改革车兵，发展步兵，采用奇谲诡诈战法的，仍是它们。
第二，中原腹心地区的诸侯列国生存空间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又处于列国争霸兼并战争中心的四战之地。同时，这些国家浸染旧文化传统较深，政略、战略相对保守，缺乏开拓创新意识，积贫积弱，日趋衰微，使其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因此，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它们一般只能充当配角，任凭更强大国家的摆布。
所谓中原腹心地区的国家，在春秋时多半为“虞、夏、商、周之胤”[198]，以东迁以后的周王室为中心，包括了郑、卫、宋、曹、鲁、许、陈、蔡等国。这些国家地处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尽管中原地带有优越的农业资源条件，生产和贸易比较发达，人口稠密；但是那里的华夏诸族与东夷邦族在政治上力量分散，相当软弱，无法和外围的弧形中间地带列强抗衡”[199]。据学者研究，整个先秦时期的战争主要也集中在黄河两岸中下游地区，其中以河南地区最为集中，有记载的在河南地区发生的战争就多达203次，基本上占了此一时期战争总数的三分之一。“春秋时期河南除本境有郑、宋、卫等重要诸侯国外，其东有齐、鲁，其西有秦、晋，其北有燕，其南有楚，大国争霸时，此为必争或必经之地。”[200]从文化上说，中心腹心地带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却因国土狭小、力量单薄，很少能拓展疆域，主宰当时战略局势，大都沦为二等国家，成为强国争夺或兼并的对象，“介于大国，诛求无时”[201]。虽然其间也曾产生过几位颇引人注目的“霸主”，如，春秋时期的郑庄公、宋襄公，但都是稍现即逝，虎头蛇尾，难以为继。
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毋庸置疑，其所处兵要地理环境的不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不利大致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略上，往往陷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处境。这些特点，决定了它们只能成为争霸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限制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二是这些中原腹心国家，作为个体存在时，其周围都是与自己疆域大小相仿，实力强弱相近的同类国家，虽说各国之间有一定数量的隙地可供争夺，但毕竟范围有限，绝不像中原边缘大国那样背临广袤的空旷地带，能供自己开拓经略。因此它们当中任何一国的战略动向，都为其他诸侯国高度警惕，一切针对他国的军事行动，都势必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应，甚至引发天下诸侯的震动。而由于彼此实力相近，任何一国都无法拥有置对方于死地的优势，所以只好长期拉锯相持。就在这样不死不活的僵持中，它们错过了战略发展的有利时机，沦为次等国家。春秋时郑国“小霸”局面昙花一现，战国时魏国迅速由盛转衰，即为例证。[202]
第三，春秋列国的兵要地理，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当时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从特定的兵要地理条件中寻找到原因。
春秋时期，秦晋两国由盟邦转变为世仇，彼此攻战不休，即系兵要地理决定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春秋初期，秦晋之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互通婚姻，实为同盟。尤其是秦国，在先后扶持晋惠公、晋文公回国登基，稳定晋国政局，巩固秦晋同盟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如，晋文公自秦归晋时，秦穆公曾予以兵力上的援助，“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203]。在晋文公回国后，秦穆公还协助晋文公铲除晋怀公的残余势力。史载秦穆公“东平晋乱”[204]，这洵非虚言。然而，两国所处的兵要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们之间战略结盟关系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恶化。秦国要染指中原，必定要东进争霸；而晋国要独占中原，也势必要把秦国拒于西方一隅。两强相遇，兵戎相见遂不可避免，双方的关系也自然要由同盟互助转化为尖锐的敌对状态，且不存在任何调和缓解的可能。
公元前627年，崤函之战爆发，这是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在这场战争之后，两国间又先后发生了彭衙之战、河曲之战、麻隧之战、栎之战、棫林之战等一系列战事。这些战争的根本症结，正是秦国要克服东进争霸的障碍，将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中原腹心地区，争取战略上的外线主动权。而晋国则要千方百计地挫败秦国的战略企图，维护自己在中原的根本利益。双方作战的焦点，是争夺战略要地桃林塞、崤山的控制权。由于晋国在这场斗争中，将“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迂回”[205]的“崤函之险”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秦国终春秋之世亦未能得志于中原。可是这种因兵要地理利益而引起的秦晋联盟破裂，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并极大地牵制了晋国的行动，使晋国无法集中力量对付楚国。而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加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使春秋中期整个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策略方针，从侧后牵制主要对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争霸或兼并战略意图，这是当时列国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兵学发展中高明卓越的表现。早在春秋初年，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就呈现出端倪。当时，郑国就是通过远交齐、鲁且近攻宋、卫而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联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国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206]，以力克句吴，所遵循的也是类似的策略。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因为在地理距离上间隔很远，彼此间暂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各个击破。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共同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势同水火。如，在春秋时期，向戌弭兵之议实现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国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两大国的结盟关系就无法维系，曾多次兵戎相见，先后爆发平阴之战和太行之战。又如，晋、吴两国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就开始经营中原，而与中原霸主晋国为敌了，于是就出现了黄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它在进行灭吴战争时，曾亲齐、厚晋、结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自己的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也就放弃了原先的策略，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207]。
【注释】
[1]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具体断代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古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司马迁的《史记》认为战国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二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为战国始于公元前403年（即韩赵魏三家分晋），战国结束于秦统一中国（前221年）。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下，春秋战国的断代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界，学术界亦有不同观点，20世纪有关此讨论的梳理可参见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2]黄朴民：《春秋时期列国军权下移现象考析》，《求是学刊》1996年第1期。
[3]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23页。
[4]《左传·宣公十二年》。
[5]《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
[6]《孙子兵法·军争篇》。
[7]《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8]参见蓝永蔚等：《五千年的征战：中国军事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7页。
[9]参见于汝波、黄朴民主编：《中国历代军事思想教程》，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35页。
[10]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1—204页。
[11]《孙子兵法·作战篇》。
[12]《孙子兵法·军争篇》。
[13]《孙子兵法·行军篇》。
[14]《左传·成公十六年》。
[15]《司马法·天子之义》。
[16]《左传·宣公十二年》。
[17]《周礼·夏官·大司马》。
[18]《左传·文公十二年》。
[19]《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0]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8—111页。
[21]《六韬·虎韬·军用》。
[22]《左传·隐公四年》。
[23]《左传·襄公元年》。
[24]《左传·昭公二十年》。
[25]《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6]《国语·吴语》。
[27]《吕氏春秋·简选》。
[28]《左传·哀公十七年》。
[29]《左传·昭公元年》。
[30]《左传·哀公二年》。
[31]有关春秋时期军阵的相关问题，可参见金大伟：《春秋军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32]《司马法·严位》。
[33]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2页。
[34]《左传·桓公五年》。
[35]《左传·文公十年》。
[36]《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7]《国语·吴语》。
[38]《左传·宣公十二年》。
[39]《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40]《左传·昭公元年》。
[41]《左传·桓公五年》。
[42]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第3795页。
[43]参见蓝永蔚：《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第221—231页。
[44]吴如嵩、王显臣：《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9页。
[45]《国语·吴语》。
[46]《吴越春秋·夫差内传》。
[47]《淮南子·兵略训》。
[48]《孙子兵法·势篇》。
[49]《司马法·严位》。
[50]《尉缭子·兵令上》。
[51]孟世凯：《夏商时代军事后勤问题探讨》，见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室编：《先秦军事研究》，金盾出版社，1990。
[52]《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53]《越绝书·记地篇》。
[54]《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55]《左传·哀公十年》。
[56]《国语·吴语》。
[57]《国语·吴语》。
[58]《墨子·鲁问》。
[59]《国语·周语上》。
[60]《礼记·檀弓下》。
[61]《左传·闵公元年》。
[62]《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63]《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64]《左传·成公三年》。
[65]《左传·僖公十五年》。
[66]徐中舒指出“作州兵”是“使野人也服兵役”。见氏著：《左传选》，中华书局，1979年。蒙文通亦云：“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见氏著：《孔子和今文学》，《经学抉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67]《左传·成公元年》。
[68]《左传·昭公四年》。
[69]参见《左传·哀公二年》所载赵简子的著名“铁地誓师辞”。
[70]《周礼·夏官·大司马》。
[71]《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72]《左传·成公七年》。
[73]《国语·周语中》。
[74]《国语·吴语》。
[75]《孙子兵法·谋攻篇》。
[76]“三十人制”，最主要的史料依据为《周礼·地官·小司徒》注引《司马法》逸文：“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另外，它还可以从《诗·鲁颂·閟宫》《吕氏春秋·简选》《左传·闵公二年》《孟子·尽心》等文献记载中获得充分的佐证。
[77]《诗·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司马法》逸文，又，《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礼记·坊记》疏引。
[78]《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79]此可据典籍注疏中引《司马法》逸文，如，《左传·成公七年》注：“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周礼·夏官·司右》疏：“五十乘为两，百二十五乘为伍。”《左传·昭公元年》正义：“八十一乘为专，二十九乘为偏。”《尚书·费誓》正义：“万二千五百人为军。”
[80]《左传·昭公元年》。
[81]参见黄朴民：《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
[82]《左传·闵公元年》。
[83]《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84]《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
[85]《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86]《左传·成公十五年》。
[87]《国语·周语上》。
[88]《司马法·仁本》。
[89]《司马法·仁本》。
[90]《司马法·天子之义》。
[91]《左传·文公十二年》。
[92]《国语·周语中》。
[93]《左传·襄公四年》。
[94]《左传·襄公十九年》。
[95]《司马法·仁本》。
[96]《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97]《司马法·仁本》。
[98]《司马法·仁本》。(https://www.daowen.com)
[99]《穀梁传·隐公五年》。
[100]《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01]《淮南子·汜论训》。
[102]《司马法·仁本》。
[103]《左传·僖公十五年》。
[104]《左传·文公七年》。
[105]《左传·宣公十二年》。
[106]《司马法·仁本》。
[107]《左传·昭公十三年》。
[108]《论语·尧曰》。
[109]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700乘而已，楚国方面稍多一些，但亦不超过1000乘，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
[110]《墨子·非攻下》。
[111]《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112]《左传·襄公三年》。
[113]《孙子兵法·计篇》。
[114]《孙子兵法·九地篇》。
[115]《司马法·仁本》。
[116]《司马法·仁本》。
[117]《司马法·天子之义》。
[118]《孙子兵法·九地篇》。
[119]《司马法·仁本》。
[120]《孙子兵法·作战篇》。
[121]《孙子兵法·九地篇》。
[122]《孙子兵法·军争篇》。
[123]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见杨丙安：《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中华书局，1999年，第322页。
[124]《左传·昭公三十年》。
[125]《国语·越语下》。
[126]《国语·吴语》。
[127]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2009年，第1806页。
[128]《孙子兵法·军争篇》。
[129]《左传·文公十三年》。
[130]《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131]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中华书局，1993年，第995页。
[132]《战国策·赵策三》。
[133]《左传·隐公元年》。
[134]《管子·度地》。
[135]《孙子兵法·谋攻篇》。
[136]蒋凡：《〈左传〉郑庄公传叙》，《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137]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58页。
[138]《左传·隐公三年》。
[139]《左传·隐公八年》。
[140]《左传·隐公十年》。
[141]《左传·隐公九年》。
[142]《左传·隐公十年》。
[143]《左传·桓公五年》。
[144]拒，即方阵。
[145]关于“鱼丽之阵”的具体阵法学者有很多争论。杜预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引《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此盖鱼丽阵法。”蓝永蔚在《春秋时期的步兵》（中华书局1979年）、杨英杰在《战车与车战》（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赵长征在《周郑繻葛之战与“鱼丽”之阵》（《文史知识》2012年第3期）中均有不同论述，笔者此处采用蓝永蔚的说法。
[146]《左传·桓公五年》。
[147]《左传·桓公五年》。
[148]《左传·隐公九年》。
[149]《左传·桓公五年》及杜预注。
[150]蓝永蔚、黄朴民、刘庆、钟少异著：《鼓角争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151]《孟子·告子下》。
[152]《国语·齐语》。
[153]《史记·货殖列传》。
[154]《国语·齐语》。
[155]《国语·齐语》。
[156]《管子·小匡》。
[157]参见《管子·中匡》《管子·霸言》。
[158]《史记·管晏列传》。
[159]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5年，第5页。
[160]《论语·宪问》。
[161]《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162]《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163]《国语·晋语四》。
[164]历史上对“春秋五霸”的具体所指，尚有不同的说法。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史记》）；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阖闾、勾践（《荀子·王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阖闾（《白虎通·号篇》）；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勾践（《四子讲德论》）；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夫差（《汉书·诸王侯表序》）；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鲒埼亭集外编》）。当然，对于楚庄王的霸业，大多史学家还是比较认可的。
[165]《司马法·天子之义》。
[166]《司马法·仁本》。
[167]鄢陵之战在清华简《系年》第十六章中，采取类似后世纪事本末体的方式，亦有完整记载，可参考。
[168]《左传·成公十六年》。
[169]据《战国策·西周策》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170]《孙子兵法·虚实篇》。
[171]《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172]《论语·宪问》。
[173]孔子表彰齐桓公“正而不谲”，孟子推崇齐桓公，称“五霸，桓公为盛”。
[174]《左传·隐公元年》。
[175]《左传·隐公八年》。
[176]《左传·桓公八年》。
[177]《左传·宣公十二年》。
[178]《左传·成公十六年》。
[179]《左传·成公十六年》。
[180]《左传·成公十六年》。
[181]《国语·周语中》。
[182]《左传·襄公十年》。
[183]《左传·襄公九年》。
[184]《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85]《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186]《史记·吴太伯世家》。
[187]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编写组：《中国古代战争战例选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29页。
[188]《左传·昭公三十年》。
[189]《左传·昭公三十年》。
[190]黄朴民：《春秋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05页。
[191]《国语·越语下》。
[192]《左传·哀公元年》。
[193]《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194]《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195]《孙子兵法·九地篇》。
[196]参见黄朴民《先秦喋血》，华夏出版社，1996年，第138页。
[197]《左传·昭公十五年》。
[198]《左传·成公十三年》。
[199]宋杰：《先秦战略地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5页。
[200]胡阿祥主编：《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3页。
[201]《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02]黄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20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204]《史记·秦本纪》。
[20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第2100页。
[206]《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
[207]《史记·越王勾践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