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德”为核心的重将思想
春秋以前的职官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文武基本不分职，这是与当时军政合一、兵民一体，“作内政而寄军令”[132]的社会政治生活情况相一致的。到了春秋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新因素的出现，尤其是争霸兼并战争步入更激烈的阶段，这种文武不分职的社会现象也就不能不受到大的冲击。当时军队的人数日益庞大，战场的区域相当广阔，作战的方式趋于复杂，杀伤的程度愈加残酷，这样就决定了需要有一定军事才能的将领负责作战指挥，从而开始了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漫长历史过程。
据历史记载，春秋时代已有将军的名称，如晋国的六卿，《墨子》称为“六将军”[133]，《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佚文·吴问》也提到“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134]。另外文献中还有“郑人以詹伯为将军”[135]“十旌一将军”[136]等记载。这些都是文武分职、将相殊途的萌芽。[137]
专职将帅的出现，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138]它不但是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发展上的一次巨大变革，更是中国古代军队建设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从此军队拥有了专门的治理者和指挥者，成功地理顺了军事领导体系，军队职业化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总之，此制度使军队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使古代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是符合军事斗争内在规律的逻辑选择的。
孙子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兵学思想家，对专职将帅这一新生事物自然持积极拥护的态度，并从理论上对培养、选拔、任用军事人才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当完整系统的选将任将思想，其中包括对将帅地位的认识、将帅品德才能的要求以及将帅职权的界定等众多方面的内容。
从《孙子兵法》的内容看，孙子是高度重视将帅的地位和作用的。他将“将孰有能”置于判断制胜条件的第二位，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孙子认为军事指挥者各方面素质的优劣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军队建设的成败、作战行动的胜负和国家命运的安危：“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39]在孙子看来，将帅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仅次于最高统治者——国君，十分关键，非常重要，其作用须臾不可忽视。
鉴于对将帅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孙子十分重视对将帅队伍的建设，他认为作为一名良将，必须具备突出的优良素质。这些优良素质，根据孙子的意见，就是所谓的“五德”，即为将的五条标准：“智、信、仁、勇、严。”[140]
唐代杜牧在其《孙子注》中曾对上述“五德”作过精辟而具体的解释：“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信者，使人不惑于刑赏也；仁者，爱人悯物，知勤劳也；勇者，决胜乘势，不逡巡也；严者，以威刑肃三军也。”[141]明代兵学家赵本学在《孙子书校解引类》中亦总结和丰富：“达人之情，见事之微，诈不能欺，谗不能入，应变无常，转祸为福，此将之智也。进有重赏，退有重罚，赏不私亲，罚不避贵，此将之信也。知人饥渴，同人劳苦，问病戚容，抚伤出涕，此将之仁也。见机则发，遇敌则斗，陷阵必入，被围必出，虽危不惧，虽败不挫，此将之勇也。军政整齐，号令如一，三军畏将而不畏敌，奉令而不奉诏，可望而不可近，可杀而不可败，此将之严也。五德皆备，然后可为大将。”[142]由此可见，孙子对良将品质的界定，乃是指为将者要做到多谋善断（智）、赏罚有信（信）、爱抚部属（仁）、勇敢能战（勇）和明法审令（严）。五者互为条件，缺一不可。这表明孙子既对将帅政治德操提出了标准，也对将帅军事才能提出了要求。其核心含义就是力求达到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极高境界。(https://www.daowen.com)
以“智、信、仁、勇、严”为总纲，孙子进而对将帅立身处世的行为准则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具体而言，第一，将领要具备高尚的道德操守，“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143]。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忠于国君，爱护民众。第二，将领要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知彼知己”[144]“知天知地”[145]“知九变之术”[146]“识众寡之用”[147]“知迂直之计”[148]，要知阵法，识战机，而最根本的是要掌握“战道”，即战争规律。将领足智多谋，善于临机应变，“因敌而制胜”[149]，能够游刃有余地履行自己的本职任务。第三，将领也要具备杰出的治军本领，这包括以“信”“严”为本的管理手段和以“仁”“勇”为核心的带兵作风。将领必须恰当地掌握好爱与令、厚与使、乱与治的分寸，既爱兵抚士，身先士卒，以求士卒“亲附”“与众相得”[150]；又严格管理，令行禁止，做到“令素行以教其民”[151]。总之，将帅必须文武并用，恩威兼施，赏罚俱行。第四，在个人性格修养上，将领也要具备高度自控的能力。用孙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152]，意即沉着镇定，喜怒不露声色；待人接物公正无私，处理事务条理井然。
孙子在从正面阐明将帅具备“五德”必要性的同时，又从反面告诫将帅要防止出现性格行为上的五种缺陷，指出这些行为是随时可能导致“覆军杀将”的根源：“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153]由此可见，无论是死拼蛮干，还是贪生怕死，不论是急躁易怒，还是沽名钓誉，或者不分主次、姑息求全，在孙子看来，都是断断要不得的，必须坚决反对，力求避免。类似的观点，在《孙子兵法》中还有许多，如他告诫将帅“惟无武进”[154]，认为“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155]，同样是反对有勇无谋，轻敌盲动。孙子的这些论述，表明了他分析问题的辩证性和全面性，是值得后世治军者引以为鉴的。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子主张保持将权适当的集中和专一，即在作战指挥上，应由将帅根据战争的一般规律和战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打还是不打：“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156]
孙子对军事行动中的瞎指挥、瞎管理、瞎监督等做法深恶痛绝，严词抨击，坚决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随意干涉部队的指挥事宜。他的这一思想在《谋攻篇》中有集中反映。孙子根据当时军队的实际状况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这些都是束缚军队极不明智的行径，只会使将士疑虑困惑，无所适从。一旦发生这类情况，敌人便会乘机进犯，己方将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灾难不可避免，这叫作“乱军引胜”[157]。孙子进而指出，一支军队要强大有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便是必须真正做到“将能而君不御”[15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不遗余力地强调“君命有所不受”[159]，并把它作为一条很重要的原则，用于指导处理复杂的君将关系。
需要指出的是，孙子所说的“君命有所不受”，仅仅是就将帅的机断指挥权范围而言的，并不涉及军队领导权问题。关于军队领导权，孙子认为毫无疑问归属于国君，即所谓的“将受命于君”[160]。作为将领，必须对国君负责，“利合于主”[161]。因此“君命有所不受”绝不等同于拥兵自重、割据称雄。
当然，孙子的将帅论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就内涵而言，他虽然指出了将帅地位的重要性，也阐述了为将之道的五德标准，却缺乏对选将任将具体手段和方式的论述。其二，就性质而言，他对将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论述，多少有过分夸大将帅个人作用的倾向，带有英雄史观的浓厚色彩，这反映出他作为贵族阶级兵学思想家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