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司马兵法”所体现的早期兵学成就

“古司马兵法”是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典籍，其性质与《左传》《孙子兵法》等典籍所提到或引用的《军志》《军政》《令典》诸书从时间和性质上相近。《周礼》尝云：“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191]它透露了这么一个信息，即从西周起，很可能已有了供武官学习或武官必须遵循的条令、条例一类著作，就叫作“司马法”或“司马兵法”。清人张澍曾敏锐指出：“按《孙子注》云《司马法》者，周大司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故其法传于齐……考《周官·县师》将有军旅、田役、会同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小司马掌事如大司马之法，司马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此《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192]

其他如“古司马兵法”门下的《军政》《军志》等同样对兵学问题提出了理性的认识。如，《军志》非常重视辩证看待和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193]；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不可敌”^[194]；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195]。这些均反映了“古司马兵法”在兵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又如，“古司马兵法”亦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196]“逐奔不远，纵缓不及。”“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197]在战争善后问题上，主张“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198]。这一系列兵学原则在指导当时的战争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兵学思想的构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正如《孙子兵法》中所主张的“穷寇勿迫”等用兵纲领便是从“古司马兵法”相关原则中脱胎而来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兵学思想，其主要载体和形式还是表现为“军法”，而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的“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199]“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重点是有关作战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而“军法”则多具有条例和操典的性质，即中国古代以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条例规定，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条规、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具体的一些奖惩措施等等。这些内容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围。虽然其中也包括具体用兵之法的内容，但是与大量的典章法规成分相比，实属零散和稀少。由于这些“军法”是殷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种“兵法”包容于“军法”之内，却未曾独立成为专门兵学思想的情况表明，在西周时期，兵学思想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远远未臻于成熟，而这又是与当时整个兵学进步的基本状态相适应、相同步的。(https://www.daowen.com)

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200]。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兵学典籍亦由官方统一编纂，专职传授，而非个人的创作与传授。这类文献泛称为“司马兵法”，换言之，西周时期的“古司马兵法”，实乃当时言兵之“成宪”或“典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兵学思想可以理解为“古司马兵法”笼括下的兵学。^[201]

“古司马兵法”兵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原则上充分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202]；主张行“九伐之法”^[203]，“不鼓不成列”^[204]，“不杀黄口，不获二毛”^[205]；贵“偏战”而贱“诈战”，主张“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206]。这正是汉代史家班固所指出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207]。作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学之前的酝酿、过渡阶段，“古司马兵法”是不可逾越的，并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是中国兵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