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

为了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建设军队、从事战争的需要，孙武曾提出过不少治军原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治军思想。归纳起来说，其治军思想主要包括严明赏罚、重视选将、将权贵一、严格训练、统一号令、爱卒善俘诸方面。

能否严明赏罚，是调动将士积极性，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径之一。孙武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在《计篇》中他将“法”列为“五事”的一项，把“赏罚孰明”作为判断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107]所谓“文”，就是精神教育、物质奖励；所谓“武”，就是军纪军法，强调重刑严罚。他认为治军必须拥有文武两手，做到恩威并施：“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108]否则就不能造就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部队：“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109]

要严明赏罚，关键在于做到有法可依，有律可循，否则严明赏罚便无从谈起。所以孙武非常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把“法令孰行”也列为判断战争胜负的标准之一。他认为部队必须有一定的组织编制，明确各级人员的职守：“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110]他指出：“治乱，数也。”^[111]又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112]至于法制建设的重点，孙武认为是统一号令，加强纪律。他说：“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113]主张用金鼓旌旗来统一将士的耳目，约束部队的行动，从而达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114]的目的。当然，孙武主张在执法问题上也应该做到随时变宜，以更好地发挥法纪的作用。所谓“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115]就是这层意思。这体现了《孙子兵法》既讲求执法严肃性又注重执法灵活性的实事求是态度。(https://www.daowen.com)

军事指挥员的素质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孙武对这层道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将领的选拔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佐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显然，他是把优秀将帅的作用提到“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116]的高度来认识的。为此，他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认为一名贤将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117]等条件。在处事上，要“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118]；在才能上，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119]“通于九变”^[120]；在管理上，要“令素行以教其民”^[121]“与众相得”^[122]，使士卒亲附；在修养上要“静以幽，正以治”^[123]，提醒将帅要避免犯骄横自大、轻举妄动、勇而无谋、贪生怕死等毛病。

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武主张将权适当地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遥控部队的指挥事宜。《谋攻篇》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令军队后退，这叫作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困惑；不懂得军事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他进而认为，出现这类情况，就会导致“乱军引胜”^[124]自取败亡的结果。可见，军事上的成败，其前提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提倡“君命有所不受”^[125]，将它确定为一条重要的治军原则。

《孙子兵法》也比较注重部队的训练问题，主张严格练兵，提高战斗力，把“士卒孰练”作为重要的制胜因素。孙武指出，“教道不明”“兵无选锋”^[126]是造成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切不可等闲视之，“将之至任，不可不察”^[127]。为了训练出一支英勇善战的劲旅，孙武提倡爱护士卒，认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128]，乃是训练好部队的先决条件。孙武这一爱兵主张的动机是明确的，即由此而造成“上下同欲”^[129]、上下一致的良好官兵关系，保证部队达到“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犯三军之众，若使一人”^[130]这样的最佳临战状态。同时《孙子兵法》还提出对敌军战俘要“卒善而养之”，从而在削弱敌人的同时，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胜敌而益强”^[131]。这一思想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