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历史地位的确立与影响
《孙子兵法》最早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司马迁称其为“十三篇”。此后，历代都有著录，《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孙子》，八十二篇，图九卷”。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这部兵书，但亦有称“孙子兵法”[222]与“孙武兵经”[223]的。不过普遍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的事情。如虞世南《北堂书钞》和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云”即是明证。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为迄今发现的最早传世本，而足本宋刻《十一家注孙子》《武经七书·孙子》和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则为世存的最佳《孙子兵法》版本。
《孙子兵法》在历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历史地位的确立，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战国时期，《孙子兵法》即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韩非子》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224]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人们学习《孙子兵法》的盛况。而《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荀子》《鹖冠子》等典籍对孙武其人其书的记载，也同样反映了这一社会现象。
西汉初年，著名军事家“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225]。汉武帝时，命令“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226]。此后，汉成帝认为杨仆《兵录》“犹未能备”[227]，遂又命令步兵校尉任宏校理兵书，“论次兵书为四种”[228]。此处“四种”实际是指兵书的四个大类，即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孙子兵法》作为“兵权谋家”的代表作之一，在当时最受尊崇，流传最广。所以，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229]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孙子兵法》竹简；1978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西汉墓中，亦发现了《孙子兵法》佚文《军斗令》《合战令》等木简。这就从考古实物资料的角度印证了文献关于《孙子兵法》在秦汉时期已经广泛流传的记载之可信性。
秦汉以降，《孙子兵法》的地位更是日见崇高，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上普遍重视和学习《孙子兵法》。
早在东汉时期，当时朝廷就作出规定：“立秋之日……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230]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宋朝统治者鉴于国势衰弱、边患迭至的实际情况，于是专门组织人力整理编纂兵书，从我国浩繁的兵书战策中遴选出以《孙子兵法》为首，包括《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和《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号为《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以此来培养将才。南宋高宗时，亦指定《武经七书》为考核选拔将领的主要考试内容。从此以后，《孙子兵法》被正式确定为官方的兵学经典。这一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不出《孙》《吴》二种”[231]。
第二，《孙子兵法》注家蜂起，各呈异彩，大量印行，广为流传。
三国时期，曹操是恢复《孙子兵法》“十三篇”本来面目并为其作注的第一人，其注也是所有《孙子兵法》注中最有价值的一家。唐宋时期为《孙子兵法》作注进入了新的阶段，出现了多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注本。据不完全统计，历代为《孙子兵法》作注者近200家，注本流传的也有70余家。[232]其中较著名的注家在六朝时期有孟氏等，在隋唐时期有李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何延锡、郑友贤、施子美等，在元代有张贲等，在明代有赵本学、李贽、刘寅、王世贞、茅元仪、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黄巩、朱墉等。这么多的兵学家为《孙子兵法》作注，充分说明了它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明代兵书《投笔肤谈》开篇引言中便明确指出：“然《七书》之中，惟《孙子》纯粹，书仅十三篇，而用兵之法悉备。”[233]《孙子兵法》堪称古代兵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构筑了古典兵学理论的框架，使后世许多兵学家难以逾越。后世的兵学理论建树，多是在《孙子兵法》基本精神与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理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袭用和征引《孙子兵法》文字和句意作为自己兵学理论依据的现象在中国兵学史上非常普遍。兵学家在其兵学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可以举出《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鹖冠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潜夫论》等等。至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宋代的《百战奇法》，明代的《登坛必究》《投笔肤谈》，等等，那更是或全书或某篇以发挥《孙子兵法》的原理来树立自己的学术观点。以《吴子》为例，其暗用、明引、袭抄《孙子兵法》文字和思想者，就有十多处。[234]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兵书，不但精神上是《孙子兵法》的孳乳，而且在外貌上也深深地打上了《孙子兵法》的烙印。
其次，对《孙子兵法》所提出的基本兵学范畴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在兵学理论建树上的突出点之一，是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反映兵学理论认识对象的范畴，诸如虚实、奇正、主客、形势、攻守、迂直等等。后世兵学家在构筑自己兵学体系的过程中，无不借用这些基本兵学范畴来阐述自己的兵学思想。同时，他们也在各自不同的时代主题下，借鉴当下或历史上的战争经验，通过缜密的独立思考，丰富和发展孙子所规定的兵学范畴。“奇正”的缘起和充实，即是明证。奇正，作为范畴最早出于《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235]。但真正把它用于军事领域并作系统阐发的，则是《孙子兵法》：“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又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236]奇正的含义，显然是指兵力的使用（以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和战术的变换（奇正相生，奇正相变）。孙子确立的“奇正”这一范畴，后世兵家无不奉为圭臬，广为沿用和阐述。如《孙膑兵法》说：“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237]此则是孙子“奇正”第二层意思的继续阐释。《尉缭子》言：“正兵贵先，奇兵贵后。”[238]曹操《孙子注》说：“正者当敌，奇兵从傍击不备也。”[239]此两说是孙子“奇正”第一层意思的表述，而在《李卫公问对》一书中，“奇正”范畴则有了新的发展，其对“奇正”的论述更完备，分析更透彻，并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240]相比较而言，《李卫公问对》的论述比《孙子兵法》的“奇正”理论显然更全面、更深刻，但它依旧是祖述和发展《孙子兵法》的逻辑结果。
再次，对后世兵书编修风格与体裁的广泛影响。《孙子兵法》阐述兵学思想极具特色，突出的特点就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和抽象性。后世兵书大多祖述《孙子兵法》，很自然形成了中国古代兵学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统。如《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阵纪》《兵经百篇》《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著名兵书都以哲理性强而著称。一些大型综合性兵书如《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也收录了很丰富的兵学理论内容。即使那些阵法、兵器等技术型兵书，也大都以理论为纲，进行编纂，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至于编修形式上，后世兵书亦多有模仿《孙子兵法》者，如《投笔肤谈》作者自称“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241]。
最后，《孙子兵法》对后世兵学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在战争实践之中。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以弱胜强、以少克多的战例，有不少便是指挥者活用和暗用《孙子兵法》的结果。如，战国时期的齐魏之间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显然是孙膑借鉴运用其先祖孙武“避实而击虚”[242]“用而示之不用”[243]诸原则的杰作；又如，秦汉之际韩信背水布阵攻灭赵国，即系灵活运用孙武“陷之死地而后生”[244]思想的手笔；再如，三国时期邓艾偷渡阴平灭蜀汉之举，可视为对孙子“攻其无备，出其不意”[245]“以迂为直，以患为利”[246]理论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如，努尔哈赤对明军的萨尔浒之战，则无疑是孙子集中兵力“并敌一向”[247]用兵艺术的实战诠释。唐代杜牧在其《注孙子序》中说：“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248]杜牧此语虽不免有些绝对化，但古往今来为将者莫不视《孙子兵法》为“兵经”，重视其实战功效，这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战争无论胜负，我们大都可以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个中原因。
正因为《孙子兵法》一书具有巨大的兵学价值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后世兵家对它的肯定和赞誉史不绝书。此类盛誉就其性质而言可以划分为两个基本大类。第一类是对《孙子兵法》全书作基本概括的评价，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古人在这方面的言辞实在不胜枚举，而此处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作些介绍，以再现古人心目中的“孙子”观。
首先，对《孙子兵法》全书的评价。
早在三国时期，曹操曾在《注孙子序》中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249]与曹操同时代的蜀汉丞相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也说：“战非孙武之谋，无以出其计运。”[250]唐太宗李世民对《孙子兵法》更是推崇备至，据《李卫公问对》记载，他曾由衷赞叹：“深乎，孙武之言！”[251]又盛赞道：“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252]宋代学者对《孙子兵法》予以高度评价的，更不在少数，如王安石指出：“但用孙武一二言，即可成功名。”[253]苏洵认为：“其书论奇权密机，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书者罕所及……词约而义尽，天下之兵说皆归其中。”[254]陈傅良也说：“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未有过孙子者。”[255]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则这样赞美《孙子兵法》：“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肆之材乎……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256]明代王世贞对《孙子兵法》的评价是：“《孙子》十三篇，其精切事理，吾以为太公不能过也。”[257]而明代李贽甚至把他不能广泛传授《孙子兵法》视为终身遗憾，并感叹道：“吾独恨其不以《七书》与《六经》合而为一，以教天下万世也。”[258]从上文所征引的古人评论来看，后世学者对《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有深刻认识的，普遍将其书视为历史上的兵学鼻祖、兵学高峰而充分肯定和推崇，这是客观的看法，亦是经受过历史实践检验的结论。
其次，对《孙子兵法》一些原则的评价。
后世兵家对《孙子兵法》的第二类盛誉，表现为在把握其书总体情况的基础上，对孙子某些基本原则和观点的评述和肯定。诸葛亮曾说：“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259]这里就是突出赞扬孙子的严厉治军思想。李世民指出：“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260]李靖认为：“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261]此处所特别强调的是《孙子兵法》的制胜之道，把“避实击虚”、掌握主动权看成是用兵艺术的精髓所在。戴少望评《孙子兵法》云：“孙武之书十三篇，众家之说备矣。奇正、虚实、强弱、众寡、饥饱、劳逸、彼己、主客之情状，与夫山泽、水陆之阵，战守攻围之法，无不尽也。微妙深密，千变万化而不可穷。”[262]其对孙子其人其书的肯定，着眼点也在于孙子的主要兵学范畴和作战指导上。梅国桢认为：“孙子之言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曰：‘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合而言之，思过半矣。”[263]此处梅氏是把“奇正之变”和“因敌制胜”看成为《孙子兵法》的要旨妙道的。他指出，只要真正理解和掌握了这些原则，那就等于完全认识了《孙子兵法》的兵学理论，便可在复杂的战争中无往而不胜。
以上所引，主要是后人对《孙子兵法》某些原则的看法和评价。与第一类评价高屋建瓴、立足于总体把握《孙子兵法》地位与影响的侧重点不同，但它们乃是从更具体、更深层的方面对《孙子兵法》主要价值的挖掘和总结，是关于《孙子兵法》内在哲理更细致的探索，这也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孙子兵法》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应该承认的是，这些评价者的目光如炬，他们基本上领悟了《孙子兵法》全书的主旨，从而揭示了其主要价值。因为，他们所涉及的主要命题，在今天看来，恰恰是《孙子兵法》中超越时空的精华部分。
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序》中指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264]这段话很好地概括了《孙子兵法》在兵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库的一笔珍贵遗产，《孙子兵法》是不朽的。
进入近现代以来，传统史书、史籍的研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孙子兵法》的地位和影响并没有因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下降。恰恰相反，它受到了更大的尊崇，影响范围更加扩大，应用领域更加普遍。学者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军事领域，而是进行了更为全面、更为多样的研究。[265]
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非常崇敬古代兵家的思想，将《孙子兵法》尊为军事智谋的理论源泉，指出：“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266]从而充分肯定了《孙子兵法》一书的历史地位。蒋介石对《孙子兵法》的价值亦非常肯定：“大家对于现代战术，固然要研究，对于从前《孙子》等古书，更要研究才好，因为各种原则是自古至今不会变的。”[267]又说：“我们中国两三千年以前的《孙子》和《孙吴兵略问答》这些书，到现在还是同样的有价值，并且其意义亦与日俱新。比方孙子讲：‘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不是讲现代的战术吗？所以书中所讲的东西，有很多就是现在外国人最新最进步的战术原则。”[268]
毛泽东最注重总结、继承前人的有益经验，并能结合新的形势和条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在研究和运用《孙子兵法》方面，同样体现了这位伟大战略家、思想家的特点。他高度重视《孙子兵法》，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269]他又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270]观察毛泽东的相关军事著作和指导战争的具体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掌握和运用已完全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这标志着中国兵学思想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如，刘伯承、叶剑英元帅等人，对《孙子兵法》也有非常精深的研究和十分透彻的理解。刘伯承就发表过这样精辟的见解：“正兵和奇兵，是辩证的统一，是为将者必须掌握的重要法则。奇中有正，正中有奇，奇正相生，变化无穷。”[271]他们把《孙子兵法》中具有生命力的原则创造性地应用于战争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