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兵学繁荣的原因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齐鲁“兵学甲天下”这一文化现象的形成。我们认为，其中的因素十分复杂，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两个方面却几乎可以肯定是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重要动力。

第一，齐鲁地区的军队长期以来战斗力相对疲弱，在当时诸侯列国争霸兼并战争中处于被动的状态，促使兵学研究得到更多的重视。

出于种种原因，齐国军队的战斗力在先秦诸侯列国之中似乎不属上乘，有关文献的记载，诸如“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40]；又如，“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41]；还如，“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42]云云，就比较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至于鲁国，国势更远较齐国为弱，除了春秋初年“庄僖”时期短暂强盛外，在先秦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小被动的境地，成为诸侯大国欺凌、打击的对象，正如顾祖禹所总结的那样：“然自春秋以来，不能抗衡于齐、楚，而纷纭之际，豪杰竞起，未见能以兖州集事者，何欤？盖必悬权而动，所向无前，然后可以拊敌之项背，绝敌之噤喉；若坐拥数城，欲以俟敌之衰敝，未有得免于覆亡者也。”^[43]

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态势，齐鲁两国终先秦之世尤其注重于对兵学的研究，提倡运用谋略，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如曹刿在长勺之战中“后发制人，乘敌衰竭”的战术运用；孙膑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中“批亢捣虚”“减灶诱敌”的作战指导，就突出地反映了齐鲁诸国借重谋略兵学的优势以弥补军队战斗力不够强大的弱点。应该说，这种军事实力与兵学理论创建之间所存在的反差现象，在中外军事史上是相当普遍的，具有一定的共性。如宋代军事积弱，边患迭至，在与西夏、辽、金的战争中屡战屡败，结果导致宋代兵学的高度发达，形成中国兵学文化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又如，近代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在军事上乏善可陈，败多胜少，结果“制空权”理论首先发明于朱里奥·杜黑（Giulio Douhet）之手，等等。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以此探究观照齐鲁兵学文化繁荣的缘由，亦可思过半矣。

第二，齐鲁等国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对悠久兵学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弘扬，既重实用操作性，又重基础理论创新性，保证了兵学文化的健康发展趋势不受干扰，得以长期保持。(https://www.daowen.com)

齐国统治者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弘扬本国优秀兵学文化传统。据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载录，齐威王时铸造的铜器“陈侯因敦”上铸有“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一段铭文，表明了他对黄帝、姜太公、齐桓公等先贤的敬仰。这种敬仰之情，无疑也在弘扬兵学文化上反映出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齐国统治者长期实行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尊重和网罗人才，既重应用之术，又重基础之学，致力于繁荣学术，从而造就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文化发达局面。齐国从齐桓公时起，就在国都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44]，招揽学者。这一做法在战国中晚期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光大。齐威王、齐宣王时，稷下学宫人才济济，发展到1000多人，著名的有淳于髡、田骈、接子、环渊、宋钘、慎到、邹奭等数十人，被称为“稷下先生”，这些学者“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45]。这些学者在享受到优厚待遇的同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46]，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治而议论”，并展开学术辩驳和交融，整理典籍，弘扬文化。这种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是当时其他诸侯国家所不具备的。

至于鲁国，其文化政策虽较齐国而言更为保守，但是似应承认其文化环境也是比较宽松的，故吴起能够一度在鲁国为将；孔子可以设帐授徒，开创儒家学派；孟子等人可以继承和发扬儒家要义，批评时政，提出自己系统的政治、伦理主张：以至“邹鲁之学”“缙绅之士”成为中国文化的专有代名词。

由此可见，齐鲁两国优良有利的文化环境，统治者推行的较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是齐鲁兵学文化之所以成熟与繁荣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今天回顾齐鲁兵学历史演变的内在动因、基本成就、文化特征以及价值地位，对于我们从事兵学理论创新，实不无积极的启示意义。

战国时期，齐鲁地区的兵学依然非常发达。司马穰苴整理而成的《司马法》、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的孙武后人孙膑的《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中的《曹沫之陈》以及托名姜太公的《六韬》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兵学著作。其中，《六韬》是先秦兵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昭示着先秦兵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