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世界兵学领域的影响

二、《孙子兵法》在世界兵学领域的影响

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孙子兵法》就是这一类的遗产。它的影响也早已越出国界,而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玄宗时期,日本遣唐学生吉备真备就将《孙子兵法》携带到日本,并亲自进行讲解。到9世纪,在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著录了六种《孙子》。再到德川家纲时期(17世纪),日本有了《孙子兵法》的日译本,从而有力推动了《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普及和研究。《孙子兵法》的西传,最早是在1772年,当时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P.Josephus Maria Amiot)在巴黎翻译出版了法文版《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其中就收有《孙子兵法》。1905年,英人卡尔思罗普(E.F.Cilthrop)根据日文版的《孙子兵法》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在东京出版。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Lionel Giles)的《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英译本在伦敦出版。同年,布鲁诺·纳瓦拉(Bruno Navarre)的《中国的武经》德译本在柏林出版。自此之后,《孙子兵法》的各种文本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孙子兵法》在世界上被译成外文的,有英、日、俄、法、德、意、捷、西班牙、荷兰、希腊、罗马尼亚、阿拉伯、泰、缅、越南、朝鲜、希伯来、马来西亚等20种以上。这表明《孙子兵法》得到广泛流传,受到普遍推崇。这是孙武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孙子兵法》在国外也受到众多人士异口同声的赞美。阿多俊介在《孙子之新研究》的《自序》中说:“孙子为富于天才之人……其头脑之甚有组织,思想之博大,读者不胜惊叹,而有不及古人之感。……故学者复称孙子为兵圣,其书称为兵经。”[272]日本学者尾川敬二称孙武为“兵圣”,誉其为“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273];福本椿水称孙子是“兵家之神”[274];北村佳逸称孙子是“兵学家、哲学家,且是东方第一流的大文豪”[275]。美国战略学家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276]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B.H.Liddell Hart)说:“《孙子兵法》是世上最早的兵法著作,但其内容之全面与理解之深刻,迄今还无人超过。”[277]俄国人郭泰纳夫(Anatol Michaelivrtch Kotenev)也说:“孙子确实可以算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军事学家。”[278]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对《孙子兵法》亦有很高的评价:“《孙子兵法》清晰地说明,暴力只是战争的一部分,却不是受到推崇的部分。总之,战争的目的是使对手屈服,改变他们的观点,劝其顺从。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通过欺骗、震慑、劝说其放弃不切实际的目标等方式,使其相形见绌,进而投降或至少撤退,而你不需要与之作战。”[279]

与此同时,各国军事家也纷纷将《孙子兵法》的基本原理用于指导战争实践。如,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在对马海战中遵循孙子“以逸待劳”的作战方针,“先处战地而待敌”,一举歼灭远道赶来的俄军舰队。亦有学者以《孙子兵法》的兵学原则对近现代战争进行研究或解释,如钱基博的《孙子章句训义》[280]和贝文·亚历山大(Bevin Alexander)的《孙子兵法与世界近现代战争》[28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又如,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印巴战争中,印军成功地运用孙子“以迂为直”的战术,实施深远的战略迂回,分割、包围巴军,各个击破,占领达卡(Dhaka),赢得了战争的胜利。(https://www.daowen.com)

《孙子兵法》反映了战争指导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毋庸讳言,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作战,参战兵种众多,作战系统构成复杂,战场范围广阔,情况变化急剧,军队机动性大大增强,武器装备日趋先进。可是,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并不能改变战争的本质属性。正确全面的战略运筹和灵活机动的作战指挥,仍然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环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孙子兵法》的思想和现代作战现实之间完成了圆满的契合,沟通了时代的鸿沟,亦获得了新的生机。

正因如此,世界各国在总结战争经验、发展现代军事理论时,都十分重视《孙子兵法》的借鉴意义。许多国家都把《孙子兵法》列为军校的必修课程;许多军事家都按照《孙子兵法》所揭示的原理,来考察自己战争实践和兵学理论的得与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不少现代西方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上,我们能够看到《孙子兵法》基本思想的影子。如,受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思想的启发,制定了以“伐谋”“伐交”为中心内容的“孙子核战略”。又如,美国军方在制定著名的“空地一体战”理论过程中,从知彼知己、突然性、速战速决、机动作战、兵力使用和攻坚作战等六个方面,对《孙子兵法》的有关军事原则作了有益的借鉴。就我军而言,《孙子兵法》的不少原则更能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参照和历史启迪。比如,其“兵非益多”的精兵思想,就可给我军加强质量建军、提高单兵军事素养、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等工作予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