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训练的新特征及其理念创新
终春秋之世，列国军队在军事训练上的主流，仍是承袭商周时期以来那种以“蒐”“狝”为基本形式的方法和措施，并有所改进和发展。
“蒐狝”军事训练与演习方式在春秋时期相当普遍。据《左传》等文献记载，鲁国在200余年间，就进行过五次“大蒐”，四次“狝”；晋国对开展大规模“蒐狝”军事演习，尤为重视。“蒐于被庐”[191]“蒐于清原”[192]“蒐于夷”[193]“蒐于绵上以治兵”[194]等记载不绝于书。另外，如楚、郑、宋诸国，亦经常举行这类训练演习。
但自春秋中后期起，传统“蒐狝”式的训练已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军事训练专门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蒐狝”活动中田猎的性质已逐渐减少，正规军事训练性质日益加强，因此它有时就被称为“简车马”[195]了，一些诸侯大国为了培养专门军事人才，提高部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开始设立专门的军事训练机构，并由有一技之长的人负责不同科目的军事训练。其二，公私学校的军事教育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其三，在继续加强以射、御为中心的车战技能训练的同时，列国开始注意对步卒的训练。其四，列国军事训练内容主要包括单兵动作和队列动作等，具体地说，有立、坐、跪、曲踊、距跃（单兵动作）和进、退、左、右（队列动作）等要领的掌握。
军事训练专门化趋势的初步形成，对当时各国军队建设的发展，尤其是作战能力的提高，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时楚国军队中有被称为“组甲三百，被练三千”[196]的劲卒，吴、越诸国有所谓“利趾”“习流君子”的勇士，均系受过专门训练，具有强悍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出现标志着“蒐狝”式军事训练方式由盛转衰，专业性、正规化的军事训练方式即将全面推行。
至战国时，新式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循序渐进、系统正规的军事训练方式就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据《吴子》载：“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197]《尉缭子》亦曰：“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有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198]这些记载说明当时由单兵到多兵，由分队到部队，由分练到合练的经常性正规化训练已具有普遍性。通常是在各级军官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即“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199]，主要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层层递进，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即所谓“有分有合”；三军循序教成后，进而开展作战演习，即所谓“教成，试之以阅”[200]。
战国时期正规化军事训练的主要内容包括有队列的训练、识别信号的训练、阵法的系统训练、将士的技击训练等等，我们以下分别予以简要叙述。
队列的训练。此种训练的内容主要是进退、左右、纵横、分合、起坐、跪跑等动作的要求和变化，把握各种动作疾徐快慢的节奏。训练的基本目的是做到人人定位，行列整齐；进退左右，俱成行列；起坐跪伏，俱从号令；疾徐迅缓，俱循节制。
识别信号的训练。据《司马法》《六韬》《尉缭子》等兵书记载，当时识别信号的训练内容严格而具体，军队制定旗铃金鼓和徽章符节，来指挥进退和约束部伍：“凡领三军，有金鼓之节，所以整齐士众者也。”[201]具体而言“金、鼓、铃、旗，四者各有法”[202]，是击鼓则进，并根据鼓声的轻重缓急来决定行动徐疾，“鼓之则进，重鼓则击”[203]。鸣金则退，根据金音或止或退，“金之则止，重金则退”[204]。士卒也要服从旌旗的指挥，“旗，麾之左则左，麾之右则右”[205]。各部队的旗帜有不同的颜色，各行列的将士佩带不同颜色的徽章，以资识别。所有这些，都属于平时训练的内容。通过训练，使将士能够“审金鼓”“辨旗帜”，熟悉旗鼓的指挥，并养成服从旗鼓指挥信号的良好军事素养。
阵法的系统训练。此种训练要求士卒了解自己在军阵中的位置，在立阵、坐阵时各采取什么姿势，得到命令后知道怎样迅速有序地集中或分散；同时还要求士卒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和高山、丘陵、大川、沼泽等复杂地形。
将士的技击训练。此种训练主要有手搏（类似于现代的拳击）、角抵（又名角力，类似于现代的摔跤）、射技、剑术等等，并且不同的训练内容均提出了各自严格的训练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