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的成书问题

《尉缭子》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在《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中亦均有著录。《汉志》将先秦兵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其中《尉缭子》（31篇）是现存唯一的兵形势家兵书。另外，在《汉志》杂家中又列《尉缭子》（29篇）。

关于兵形势家31篇、杂家29篇与今本24篇《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如，吕思勉就推测：“今《尉缭子》二十四篇，皆兵家言，盖兵家之《尉缭》也。”^[87]钟兆华认为：“兵家和杂家《尉缭》显然是内容不同仅同署名的两本书……杂家书没有流传下来，今本是兵形势家《尉缭》。”^[88]当然也有与之完全相左的观点，张烈认为今本《尉缭子》是杂家，而兵形势家在隋以前就已经失传，今本“正是隋唐时的杂书《尉缭子》”^[89]。何法周指出：杂家《尉缭》本是一部著作，“却被《汉书》的作者班固分在‘杂家’与‘兵家’两大类中，当成了两部书，从而引起了误解，造成了混乱”^[90]。而徐勇认为《尉缭子》最初并非系统的著作，而是尉缭子和他的弟子根据其言论，在不同时期写成的作品，其实29篇杂取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有杂家的色彩；31篇实为军令实录。在汉代班固分别列入了杂家和兵家。而今本24篇实为22篇，是杂家和兵家的杂糅，其中前12篇为杂家内容，后10篇为兵家内容。^[91]我们基本认同徐勇的看法，根据今本的内容，我们很难将其断定为“兵形势家”或者“杂家”，所以我们认为“兵形势家”的《尉缭》与“杂家”的《尉缭》在流传过程中均有亡佚，亦有流传，因此今本《尉缭子》是前人将当时已有的两个本子进行混合而成的。(https://www.daowen.com)

自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提出《尉缭子》为伪书后，后世学者多认定其为伪书，如，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指出：“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92]而仅有部分学者仍认定其可能非伪书，宋濂认为其为战国兵书无疑：“战国谈兵者有言及此，君子盖不可不与也。”^[93]吕思勉也认定《尉缭子》一书“多存古制，必非后人所能伪为”^[94]。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足以证明《尉缭子》为先秦古籍，伪书说不攻自破。但是《尉缭子》的作者问题，仍然无法根据出土文献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判断。

《尉缭子》一书的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前12篇主要论述了战争观以及战争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侧重于论述攻守权谋与战法等，当与其兵形势家的思想特征有关，后12篇主要阐释了如何治军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各种军制和军令。《尉缭子》一书紧紧围绕着“刑德，可以百胜”^[95]的基本观念，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在战国时代背景下如何用兵取胜的方法。《尉缭子》主要倡导“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