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兵学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鲁国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思想以仁、礼为核心，奠定了儒家学派的基本学派属性。我们今天了解孔子的思想，主要借助于《论语》一书，它是研究孔子思想的核心资料。据《汉志》载：“《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3]当然《礼记》等典籍中亦有相关的论述可作为研究孔子的思想的重要补充。
从整个《论语》的内容来看，孔子从不主动谈及战争问题，更不会以兵学术语去谈政治问题，甚至对与兵学相关的字眼都非常敏感，如“阵”。而涉及“讨”“征伐”等，也更多是从礼乐制度、从政治秩序的构建和维护的角度来说，并非直接讨论战争问题。如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向孔子询问列阵之法时，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4]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对军旅之事并未表现出任何兴趣，所以孔子回答卫灵公“未之学”。我们认为这并非孔子的谦辞，而是事实。
孔子对军旅之事的地位与意义持保留意见也反映在他对舜和周武王的评价中。对虞舜之乐《韶》与武王之乐《武》的不同评价，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5]美指的是形式，善指的是内容。用《论语》中另外的表达方式来代替，美即“文”，善即“质”。在孔子那里，内容的善是高于形式的美的。所以，孔子主张“乐则《韶》舞”，盛赞《韶》乐，而对《武》乐却不再置词。孔子认为《韶》乐要胜于《武》乐，解释其中的缘故，不外乎《韶》与《武》所涉及的具体历史背景。舜的天子之位是通过禅让途径获得的，而武王的天子之位却是依靠征伐商纣夺取的，定前者为“尽善”，而讥后者为“未尽善”，孔子对于军旅之事持保留态度，亦是很明白的事实。
在孔子治理国家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完全排斥军事，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6]可以看出，在孔子眼中，“足食”“足兵”“民信之”是国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在这三个内容中，“兵”的权重显然不如兵家提得那么高：“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7]在孔子看来，“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足兵”的权重最轻，这是儒家的基本态度。儒家更重视政治的因素，道德的价值，正义的力量。
虽然如此，我们遍寻史料亦能发现孔子的一些基本的兵学思想，如，孔子以礼为鹄的战争观念、民本的思想和文武并举的思想等等。
第一，以礼为鹄的战争观念。
孔子认为战争应当符合礼，必须“有道”。孔子明确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8]春秋晚期，战争频繁，孔子认为这些战争的性质大多是属于非正义一类，是统治者为了满足个人攫取土地、财富和霸权等私欲的产物，是“天下无道”的表现。所以孔子认为，理想境界当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使退而求其次，在春秋时期，也至少应该像当年齐桓公所做的那样：“九合诸侯，不以兵车。”[9]统治者应当以消弭战乱、确立秩序为理想。(https://www.daowen.com)
孔子虽然不愿讨论战争，但是也并不完全反对战争，关键在于战争的目的。在孔子看来，维护礼乐制度的战争他并未明确反对。在对管仲的评价上，对于齐桓公杀公子纠，召忽因此自杀，而管仲却辅助齐桓公称霸这件事情，孔子指出：“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0]这显然是孔子对齐桓公和管仲抵抗山戎援助燕国、抵抗北狄、存邢救卫这些战争的肯定，他更侧重从“尊王攘夷”和对礼乐文明的维护来评价。而孔子还指出“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11]，显然是对“作内政而寓军令”[12]“参其国而伍其鄙”[13]的寓兵于农、兵民合一的某种肯定。齐桓公称霸，更多是通过这些军制的改革，从而提升自身国力而达到，在具体方式上也并非通过标志性的战争来确立，而是通过一次次的会盟逐渐实现，相对于春秋时期的其他霸主，孔子可能更加认同。而这一切孔子更多认为是管仲辅佐的作用。不仅如此，孔子还希望通过正义的战争维持已有的礼乐秩序，如据《论语》载：“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14]
第二，民本思想。
孔子强调以礼乐治国，以仁德服人，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5]，珍惜民力，宽厚待下，节制剥削，不夺民时，因而对待战争持严肃谨慎的态度。《论语》曰：“子之所慎，齐（斋）、战、疾。”[16]可见他把战争视同斋戒祭祀、疾疫一样，从不掉以轻心。孔子高度重视民心向背，以探求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他提倡德治，其目的是要争取民心，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一政治观点，在其战争观中同样有着突出的反映。孔子认为治理者应该做到“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7]，以争取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8]的共识下，孔子当然也不反对基本的军事训练，认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19]，是统治者的失职与罪过。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倡教育与训练民众，使其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能够从军作战，拱卫社稷，维护统治者的根本利益，所谓“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20]。
第三，文武并举的思想。
孔子在具体的国家治理中主张文武并举，政治与军事相互倚重，密不可分，正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21]意谓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要建设国家，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而要增强实力，从事义战，则必须以修明政治、发展经济为基础，这样就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军事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一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治国理政指导方针。
因此，就孔子兵学思想而言，反映了其在对待军事活动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尽量回避甚至贬低军事活动的地位与意义，认为它是人类不幸的原因之一，主张设法避免战事。另一方面，却又肯定军事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必要性，指出它是达到安天下的途径之一。此种矛盾的状态也成为儒家兵学思想的基本特征。同时孔子的民本思想，以仁礼的思想底色来谈论战争的问题，对后世儒家兵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