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治为胜”的治军思想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治军理论,其核心是“以治为胜”[50]。《吴子》认为,军队能否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夺取胜利,关键不仅仅在于其人数的多寡,“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51],而在于是否能够做到治理严格。而严格治理的具体标准,反映为军队在驻扎时有严格的纪律,展开行动时威武雄壮、震慑敌胆,投入进攻时敌人无法抵挡,实施退却时敌人无法追赶;前进或后撤时秩序井然,向左向右运动时听从命令,即使被敌军分割阵势也不混乱,被敌军冲散战斗行列也能迅速恢复,再次形成战斗力;其将领能与普通士卒同安乐、共危难,做到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而不可分离,连续作战而不会疲沓。一旦达到这些标准,军队就能“投之所往,天下莫当”,为进行兼并战争提供保证。
基于“以治为胜”的坚定理念,《吴子》进而系统阐述了治军的具体要求。
第一,主张“教戒为先”[52]。《吴子》重视对军队官兵开展思想教育,这就是所谓的“教之以礼,励之以义”[53],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无论攻守,都能得其所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54]。同时《吴子》也非常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指出将士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多是战术要领没有掌握,“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55]。为此,《吴子》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训练方法,指导平时的训练活动,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战术训练、阵法变化训练等等。
第二,提倡“严刑明赏”[56]。《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军法来约束将士,使军队的一切行动“任其上令”[57],即坚决服从上级的命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对不从令者要予以诛戮,以整肃军纪,在军事奖惩上要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58]。对善于使用各种兵器、身强力壮、行动敏捷、志在吞敌的人予以不次拔擢,“必加其爵列”[59],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斗志。并强调在实行“重赏”“重刑”之时必须做到“行之以信”[60]。(https://www.daowen.com)
第三,强调“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应付突然不测事件,“简募良材,以备不虞”[61]。为此,吴起曾建议魏国统治者“聚卒”“练锐”,即把士卒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奔远、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吴子》认为一旦拥有这样的劲旅,便可以无往而不胜。《吴子》同时还主张根据军队将士的身材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优下等情况进行合适的分工,以发挥各人的特长,具体做法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62]。
第四,提出“总文武者,军之将”[63]的为将标准。《吴子》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关系到国运的盛衰,军队的安危,“得之国强,去之国亡”[64]。为此它对将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的原则是要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65]。具体地说,为将者要有为国献身的高尚情操,“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所谓“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66];具备爱护士卒的慈祥之心,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树立威严,善于号令和指挥部队;善于做到“五慎”,即“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67];能够掌握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此“四机”[68],即在对敌作战中掌握士气,利用地形,运用谋略,提高战斗力。总之,是为将者的威严、胆识、品德、才干,要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战胜攻取。
由此可见,《吴子》的治军思想是相当系统完备的,举凡治军原则、教育训练、军纪军法、赏罚手段、精兵建设、选将任将等问题,均有深入的阐述。其中不少合理的思想内核,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