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的兵学思想
《司马法》一书的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包括有关战争的基本理论、治军原则和有关军制、军令、军礼等内容的论述等等。与《孙子兵法》等先秦其他著名兵书稍有不同的是，《司马法》一书较为重视战争观念、军事典章制度，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充分，而对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法等问题则相对较少涉及，这可以说是其书内容上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也是“军法”类兵书与“兵法”类兵书差异的具体体现。
其一，“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战争观念。
西周时期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在《司马法》一书中有非常显著的体现，这反映在其书有关战争理论的阐述，渗透着崇尚“军礼”的浓厚色彩。同时，《司马法》毕竟最终成型于战国中期，因此又不可避免地打上当时文化形态的烙印，折射出新的社会思潮的光辉。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在当时，学术下移，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争论的核心乃是用何种模式的政治纲领来解决当时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统驭民众，治理国家，富国强兵，兼并天下，从而适应社会大变革条件下政治上的各种需要。这一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大势，势必要在当时的兵家相关著述中留下深刻的烙印，产生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战争观念上，会明显地受到当时政治思潮的渗透与制约，这方面，《司马法》同样不可能有任何例外。
深入地考察《司马法》的战争观，可见其既突出地反映着古典“军礼”的主要精神，又明显地接受了儒家政治观的影响。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因为儒家出自“司徒之官”，其学说直接渊源于“礼乐文明”，彼此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礼乐仁义德教，说到底是对西周时代古典“礼乐文明”进行改造、发展以适应春秋战国时期新形势的自然结果。这就是孔子及其他儒家代表人物所津津乐道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75]“祖述尧舜，宪章文武”[76]的由来。儒学与古典“礼乐文明”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内在一致性，就决定了《司马法》在战争观理论构筑时能够将两者和谐兼容。
《司马法》一再提及所谓的“治乱之道”，主张“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77]，即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任用民众中德行优秀的人担任官职，并确定官职名分，以治理各项事务；分封诸侯，区分职权，按照爵位的高低给以数额不等的俸禄。循此以达到“诸侯说（悦）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78]的理想政治境界。这既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基本要求，也是儒家政治观的显著特色，《司马法》将其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从这一政治立场出发，《司马法》非常重视对军事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考察，它将从事战争的基本条件概括归纳为八个大字：“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即以礼义廉耻为规范，军队进攻时就能够赴汤蹈火，守城时就能够固若金汤，防守时就能够安如磐石；以仁慈博爱为宗旨，军队就能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通观《司马法》全书，“因古则行”[79]，崇礼尚仁的文化精神贯穿于始终，成为其立论的根基。换句话说，就是《司马法》提出的以“六德”统挈兵学思想的各个层面。所谓“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80]。其中的“礼”，更被置放于特别突出的地位，“以礼为固”，正是古典“礼乐文明”的中心内容，也是儒学影响和制约下的战争观的必有之义。再从“仁”的方面讲，《司马法》的作者明确提出了对战争问题的基本认识和主导态度：“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81]又曰：“仁见亲，义见说（悦）……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82]“仁”在“治乱之道”中居于“仁、信、直、壹、义、变、专”诸项要素之首，被视为关键和根本之所系。
当然，理想的境界并不一定就是现实的可行选择；崇尚礼乐、弘扬仁义也不等同于一概否定和排斥战争活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根本性变革，标志着“礼乐文明”已走向衰亡；而这一时期严酷的战争现实，也实际上宣告了儒家在战争问题上“德化至上论”的破产。作为兵学著作，毋庸置疑必须以指导战争为前提。因此，受时代条件的制约，《司马法》一书的战争观念也有突破“礼乐文明”，超越儒家学说藩篱的高明之处。它并没有像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83]那样，仅仅停留在“王霸之辨”“争义不争利”的王道至上论的认识层面，而是充分肯定了战争的不可避免与正当必要性，即“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84]，论证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内在辩证统一关系。
根据具体战争的不同内涵以及外在表现形式，《司马法》将战争划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大类型。《司马法》认为，正义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对于这一类战争，应该持充分肯定、积极支持的态度。当礼乐制度遭到破坏，仁政不能施行，德化无法推广，战争又不可避免时，《司马法》主张应该启动《周礼》所规定的著名“九伐之法”[85]，“以战止战”，即通过战争的手段制止战争，赢得和平。
《司马法》积极提倡从事以仁爱为根本宗旨的“义战”：“杀人安人，杀人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又曰：“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巡狩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86]这种既立足于“仁义”的立场，致力于避免无谓的战争活动，又正视战争存在的客观现实，肯定从事正义战争的必要性，立论是辩证的，符合历史实际的，思想是可贵的，较之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简单斥责战争为“凶器”的观点以及一味鼓吹“战争万能论”的偏激言论，无疑要来得更为正确、高明，具有相当突出的合理性与进步性，反映出《司马法》在有关战争问题上的理性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可与同时期的《吴子》《尉缭子》的进步战争观念相媲美。
其二，慎战与备战并重的国防建设思想。
历史事实证明，一味好战、穷兵黩武，必定会自食苦果，无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的深渊；但是苟且偷生、懈怠战备，同样也将会导致丧师辱国，葬送社稷的恶果，所谓“兵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87]，指的就是这层道理。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辩证关系，对于高明地指导战争、建设国防实具有重大的意义。《司马法》对此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阐述，作出了辩证而精彩的回答：“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88]其核心含义就是“慎战”与“备战”并重，既高度重视战争，积极从事备战活动，又坚决反对迷信武力，热衷于征伐兼并战争，从而牢牢地立于不败之地。这充分反映了其书作者在战争与国防认识上所达到的思想高度，直至今日仍是至理名言，不乏重大的启示意义。
当然，在当时战争频仍、兼并日炽的残酷现实面前，《司马法》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加强战备、打赢战争、巩固国防这一点上，一再强调“春蒐秋狝”“不忘战”；又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89]亦曰：“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90]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司马法》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论述了国防建设和战争指导的关系问题。
《司马法》认为，政治的清明廉洁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负，社稷的存亡，因此无论是指导战争还是建设国防，都首先要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为军事行动的顺利展开提供充分的保证：“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91]这就是要做到团结军队，恩抚广大民众，开展政治教育，统一君臣上下的意志，激励军心士气以及严明法纪，省减刑罚，等等。《司马法》认为这一切正是从事军事斗争的最根本的前提，离开它们，就不可能谈论巩固国防，克敌制胜。
在拥有良好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司马法》进一步具体阐述了克敌制胜、巩固国防的综合因素。一是要制定并执行相应的规章制度，开展平时经常性的训练与教育，积极网罗和任用各种专门军事人才：“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询厥众，求厥技。”[92]二是要把巩固国防与指导战争当作一个大系统来对待，处理好该系统内部的各种关系，落实具体的环节。《司马法》的作者把这种综合系统模式十分扼要地概括为“五虑”，即“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93]，意思是应通晓天文地理，发展繁荣经济，笼络广大人心，巧妙利用地形条件，改善提高武器装备水平。
至于“五虑”的基本内容，《司马法》也作出了相当具体的说明：“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怿众勉若。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94]意思是说，顺天应时，就是要了解和利用天候等自然条件；广殖资源，就是要善于利用敌方的资源财富；取悦人心，就是要努力顺应迎合广大民众的意志愿望；利用地形，就是指要占据狭隘险要的地形，夺取战场上的先机之利；重视兵器装备，就是要在作战中用弓矢御敌，用殳矛守阵，戈戟等武器掺杂配合使用，互为辅助，发挥最大的杀伤效能。
这些情况表明，《司马法》的国防建设思想除了优先突出政治前提之外，还包括了重视天时地利，发展经济实力，增强官兵之间的团结，提高武器装备水平等诸多内容。这中间有三个方面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主张“阜财”，强调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如何从事战备活动，即广集资财，发展生产，努力做到“众有有，因生美”[95]，使民众富足，国力充实，从而为建设国防或必要时实施战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提倡“大军以固，多力以烦”“人习陈利”，[96]即建立起一支兵员充足而且战法熟练、能征惯战、强大无敌的军队，作为国防安全上的牢固支柱，以适应日趋激烈残酷的争霸兼并斗争的迫切需要，去最终夺取战争的胜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三是广“求厥技”，即通过各种途径大量收罗并起用具有专门军事技能的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以改善部队的整体素质，提高整支军队的战斗力。
总起来说，《司马法》的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十分丰富和成熟，是适应时代要求的产物，深刻地揭示了战争与政治、经济、民众以及天时地利、军事装备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具有全面、辩证的特色，对于后世国防建设思想的发展以及国防建设实践的成熟，都曾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天，其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总纲——“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97]，依然是不刊之论，被人们奉为圭臬。
其三，“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的治军思想。
治军理论是构成《司马法》整个兵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相对比较系统和完善，其不少论述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训练的一般规律和特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它的治军理论还具有鲜明的特色，即较多地反映了“礼乐文明”在治军领域中的突出价值，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
《司马法》治军思想的重大价值之一，在于其指导思想以及体系构建是建立在把握军队建设自身特点的基础之上的。这方面最为显著的标志，是它一再强调的“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98]。这种治军思想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治军的特殊要求与自身规律。换言之，这句军队管理教育的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区分了治军与治国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异，划清了彼此的界限。指出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不能搬用于军队之中，而军队的那一套法令章程以及处事方式同样也不能搬用来处理国家、朝廷的事务。《司马法》的作者认为，这是治军中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其看来，治军与治国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99]。
鉴于两者的差异，《司马法》进而强调，倘若将军队的那一套应用于处理国家、朝廷事务，那么民间礼让的风气就会废弛。一样的道理，如果把国家、朝廷上的礼仪规章制度移用于军队，那么军人尚武果决的精神也会被削弱：“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100]总而言之，治理国家应该崇尚礼义，治理军队则应讲求法制。礼与法两者互为表里，互为补充，各有其司，并行而不悖，“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101]。正是基于“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这种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司马法》作为军事法典性质的兵学著作，根据治军的自身规律，提出了比较系统而且影响深远的治军理论及其方法措施。
《司马法》十分重视军事教育的作用，认为这是军队建设方面的重大课题，也是战场上克敌制胜的强有力保障。为此它指出“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102]。在具体的军事教育内容上，《司马法》反对烦琐冗杂，大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而主张做到简明扼要，切合实际，“教极省”，并积极提倡以“六德”，即“礼、仁、信、义、勇、智”来教育和培养部队，这就是它津津乐道的“六德以时合教”[103]。
《司马法》还用大量的篇幅来具体阐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指出申明军法、规定约束、严格赏罚为治理部队的关键所在。(https://www.daowen.com)
第一，《司马法》把治军看成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色，应该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其形式上的差异性和实质上的同一性。夏代在朝堂上施行奖赏，这是为了勉励好人；商代在集市上公开施行诛戮，这是为了警醒坏人；周代在朝堂上施行奖赏，在集市上执行诛戮，这乃是为了劝勉君子，惊骇坏人。然而，三代君王鼓励人们去恶从善的精神实质却是完全一致的：“夏赏于朝，贵善也；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三王彰其德一也。”[104]
第二，提倡严明赏罚，树立权威，令行而禁止。《司马法》认为“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从而使得“德义不相逾，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105]；“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106]。尤其要能够做到坚决贯彻明耻教战的原则。“服正成耻，约法省罚”[107]，以保证军队最大限度地发挥战斗力，达到“不令而行”，勇往直前，英勇杀敌，战胜攻取的目标。
第三，主张施行赏罚，申明军纪军法要把握合适的分寸，既不能软弱松弛，也不宜过火偏颇，同时还要贯彻及时准确的基本原则。《司马法》指出：“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108]意思是说，治军上过于威严，士气就会受到压抑；反之，如果治军缺乏威严，就难以指挥众将士去克敌制胜。所以，只有仁慈爱人，才能使众将士亲近拥戴自己；但是倘若只讲仁爱而不讲信义威严，那就反而会走向反面，祸及自身，“唯仁有亲，有仁无信，反败厥身”[109]。当然，宽严适度都必须以执法的及时与准确为前提条件，即所谓“赏不逾时”“罚不迁列”[110]，从而做到“小罪乃杀”，以避免出现“小罪胜，大罪因”[111]的被动情况。
《司马法》高度重视对将帅队伍的培养建设，并着重强调加强将帅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它认为将帅是军队的核心，但是这种核心地位需通过与广大士卒的沟通和配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将军，身也；卒，支（肢）也；伍，指拇也。”[112]在《司马法》看来，真正优秀的将帅应该具备“仁、义、智、勇、信”五种美德，做到德才兼备，智勇双全。
同时，《司马法》还要求将帅做到“心中仁，行中义”[113]，谦让谨慎，虚怀若谷，以身作则，洁身自好，身先士卒，成为普通士卒的表率，从而“敬则慊，率则服”[114]，能够使部属心悦诚服，乐于为将帅效劳尽力，“说（悦）其心，效其力”[115]。《司马法》还主张将帅应该具备正确的荣辱观、得失观，在打胜仗的时候，要“与众分善”[116]，共享荣誉；当战斗失利时，又要能够“取过在己”[117]，主动承担责任。至于临阵作战之时，将帅更应善于准确判断、果断指挥，激励士气，冲锋在前。总之，将帅兴兵打仗要合乎正义，处世做事要把握时机，任用他人要施以恩惠，遇敌交锋必须镇静沉着，面对混乱必须从容不迫，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要“无忘其众”[118]，和官兵们生死一体，荣辱与共。
特别值得注意和肯定的是，《司马法》主张将帅应该和广大士卒同样遵纪守法，不能搞特殊化，“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119]。这是对“同罪异罚”等人治弊端的冲击和否定，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有突出的进步意义的。
《司马法》的治军观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的规律和特点，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深受后人的重视。西汉名将周亚夫细柳营军门挡驾整肃军容的做法，就是借鉴《司马法》“国容不入军”的思想，这是我们理解“介者不拜，兵车不式”[120]等原则，并应用于治军实践的一个显著事例。
第四，“相为轻重”的作战指导思想。
与《孙子兵法》《六韬》等先秦其他兵书相比，《司马法》对于作战指导问题的论述相对较少，显然不是其重点之所在。然而作为一部著名的兵书，它对此也并不忽略。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在作战指导上，《司马法》提出了“相为轻重”[121]的重要作战原则，即如何在对敌作战中，根据具体情况正确地部署和使用兵力，赢得优势，把握主动，夺取胜利。
《司马法》指出：“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122]意思是说，用兵打仗，依靠力量强盛而持久，凭借士气高涨而取胜，依靠行阵坚固而持久，凭借经受考验而取胜。《司马法》明确认为，所谓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之间互相使用不同的兵力的生死较量，即“故战相为轻重”，所以必须要认真地“筹以轻重”[123]。至于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司马法》也作出了很好的回答，即在兵力的具体部署和使用上，要严格贯彻“以重行轻则战”的根本原则：“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124]意思是一般作战的规律，用自己的小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小部队就会有危险，用自己的大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大部队就难以取得成功，用自己的小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大部队就会导致悲惨的失败，用自己的大部队去对付敌人的小部队方可占据主动，才能够决战取胜。这实际上就是主张集中优势兵力，以强击弱，以多击寡，掌握主动，稳操胜券。
应该指出，《司马法》这一“相为轻重”，集中优势兵力对敌的观点，揭示了作战指导中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中国古代兵家的共识，并已为战争实践所一再证实。如，《孙子兵法》就主张“胜兵若以镒称铢”[125]，提倡“并敌一向，千里杀将”[126]。《淮南子》更是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层道理：“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127]就是说，五个手指轮番敲打，不如握紧拳头狠命一击；一万人逐个轮番进攻，不如一百人同时出击。这恰好说明，真正优秀的兵书，对一些基本规律性的兵学认识往往是相通的。
《司马法》同时还指出，即使是以优势的兵力对付劣势之敌，也不能一次性投入己方的全部兵力，“重进勿尽，凡尽危”[128]，意谓即便是兵力雄厚，优势明显，当实施进攻时也不要一次性投入全部的兵力，要知道力量用尽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危险，而应当留有适当的机动性兵力（略当于现代战争中的战略预备队）以便应付各种突然的变化。这样，集中兵力就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关于战略选择，《司马法》的观点和《孙子兵法》有相近之处，即推崇谋略，对单纯“伐兵”持一定的保留态度，“大善用本，其次用末”[129]，然而它也认为“伐谋”与“伐兵”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选择，不可一概而论，“执略守微，本末唯权，战也”[130]。这很显然是辩证平允的态度。
在作战指挥上，《司马法》积极提倡“智”“勇”“巧”三者的有机结合：“凡战，智也；斗，勇也；陈，巧也。”[131]即作战要重视谋略，运用智慧，战场拼搏厮杀要提倡勇敢献身的精神，布阵列势要讲求巧妙灵活，变化多端。要求作战指导者善于造就优势，争取主动，“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132]。强调要使军队做到屯驻时注意兵器甲胄的放置，行军时注意队列的整齐，战场交锋时能注意进退有节，“舍谨甲兵，行慎行列，战谨进止”[133]。
《司马法》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精神之一，是明确主张用兵打仗要善于做到“视敌而举”“称众，因地，因敌令陈”[134]，强调捕捉战机，随机变化，因敌而制胜，“因欲而事，蹈敌制地”[135]，根据不同的情况变化尤其是敌情制定不同的战法。如，当兵力处于优势地位时，应该力求阵势严整，摆堂堂之阵向敌开战，包围敌人，轮番对其实施猛烈的打击。反之，如果以劣势兵力对付优势之敌，则不可轻举妄动，不可随意出击，而先需要保持自己阵脚稳定不乱，在此基础上，再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受裹”[136]），努力使战术运用灵活巧妙，变化无穷，从而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因敌变化的用兵原则指导下，《司马法》进而积极提倡示形动敌，观察分析敌情，高屋建瓴，掌握全局，从容应付各种情况，乘隙蹈虚，出奇制胜，避实击虚，予以敌人凌厉而毁灭性的打击，正如《司马法》所言：“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137]又曰：“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138]这些作战指导方法，与《孙子兵法》中所倡导的“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139]等手段，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关于战场的选择，《司马法》也有独到的见解，它提倡“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历沛，历圮”[140]等一系列原则。在驻军或防御之时，主张一定要构成环形的态势，“兼舍环龟”[141]，力求坚实稳固，在阵法的具体布置上，《司马法》的基本原则乃是“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142]，即布列阵势的行列要相对疏散，接敌作战时的队形要相对密集，各种兵器要掺杂着配合使用。并认为方阵作战，关键在于作战指导者的匠心独运，举重若轻，“凡战，非陈之难，使人可陈难；非使可陈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143]。毫无疑问，这是十分精辟而深刻的看法，反映出《司马法》作战指导理论的确已达到高度成熟的形态。
《司马法》还进一步指出，要确保作战指导进入高明的境界，收到最佳的效果，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在作战指挥方面做到“无复先术”[144]，即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开拓，避免老一套的战法，防止墨守成规，胶柱鼓瑟。所有这些见解，无疑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在中国兵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都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必要的总结和借鉴。
其五，“甲以重固，兵以轻胜”的军事技术观念。
古人或多或少都懂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45]这层道理，在军事上则是讲求器械之利，这无疑是正确的观点。因为人本身固然是战争中最活跃的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可是武器装备在军事斗争诸条件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武器装备的优劣对于作战进程乃至胜负归属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有一些古代兵家比较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良和运用问题。如，《管子》曾云：“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146]其把“审器而识胜”提到重要的位置来认识，“备具胜之原”[147]。然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性的制约，兵学家在这方面的共识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众所周知，重道轻器，忽视科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军事领域同样有较明显的表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司马法》重视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将其列为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
通观《司马法》全书，其关于武器装备问题的论述占有很大的篇幅，而所达到的广度与深度，在先秦时期诸多兵书中更是卓然不群，对此，我们理应足够重视。概括地说，《司马法》这方面论述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阐说武器装备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司马法》充分认识到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军队“以甲固，以兵胜”“甲以重固，兵以轻胜”[148]。其指出如果武器装备精良，往往可以使己方的实力由弱转强，“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149]。反之，倘若战争指导者不讲求兵器锋利，不讲求盔甲坚韧，不讲求战车牢固，不讲求马匹优良，不致力于扩充军队，那就意味着没有真正懂得和掌握用兵作战的道理：“兵不告利，甲不告坚，车不告固，马不告良，众不自多，未获道。”[150]《司马法》特别强调，当发现敌人发明和使用新式兵器时，应该尽快地仿效制造，以保证自己与敌方在兵器装备方面保持必要的平衡：“见物与侔，是谓两之。”[151]
其次，讨论如何在作战中发挥武器装备的应有功能。《司马法》认为，在作战中要适当地配置各种兵器，为此，它提出了方阵作战中的武器配置运用原则，主张长、短、轻、重兵器掺杂混同配置和使用，以充分发挥其威力：“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152]指出各类兵器都有其不同的功用，不可替代，五种兵器有五种不同的用途，长兵器是用来掩护短兵器的，而短兵器则是用来弥补长兵器的不足。五种兵器轮番用于作战可以持久，一齐使用就能发挥出强大的威力，“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153]。《司马法》中这些重视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的相关论述，是从当时实战经验中提炼概括出来的，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是古代有关人与武器关系问题探讨方面的精彩篇章，给后人以较大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