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强其兵”的军队建设思想
《管子》的军队建设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概括地说，是以“强其兵”[329]为军队建设的核心任务，主张军事、政治、经济各种关系综合考虑、统筹兼顾，并把将帅队伍的建设、赏罚制度的完善、武器装备的改良、军事训练的健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管子》鲜明地提出“强其兵”的主张，指出：“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330]又曰：“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331]如何“强兵”，《管子》提出了许多措施，其荦荦大端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管子》认为要“强其兵”，首先必须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332]。而富国的基础则在于发展经济和富民：“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333]又曰：“众有遗苞者，其战不必胜；道有损瘠者，其守不必固。”[334]亦曰：“民饥者不可以使战。”[335]《管子》这些正反两方面的论述，揭示了军队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管子》积极主张发展经济，力求在物质财富方面胜过敌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336]在农耕社会中，粮食是财富的主要象征，所以《管子》又把聚财的重点落实在“重粟”上，强调：“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337]又曰：“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338]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军队建设的实际需要的。
但是，《管子》并不简单机械地将“富国”与“强兵”加以等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强。”[339]因此，它又从政治与军事的相互关系着眼，探讨了“强兵”的条件。《管子》认为修明政治也是建设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前提：“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340]亦曰：“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341]因此，《管子》主张“得人”，即争取民心。认为“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342]；做到“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343]，而后可以“德义胜之”[344]，如此方可避免“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345]的被动局面。《管子》认为修明政治还应包括君主节欲去奢、任贤使能、明赏信罚、礼义教化等多方面的内容，把“爵授有德”“禄予有功”“上帅士以人之所戴”“授事以能”等等，看作是“霸王之术”。[346]《管子》这种把军队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相融贯而通盘筹措的主张，的确具有很大的特色。
第二，将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管子》认为，信赏必罚是治军的重要内容。能否做到信赏必罚直接关系到军队的战斗力和安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347]又曰：“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348]亦曰：“赏罚明则人不幸，人不幸则勇士劝之。”[349]所以，《管子》主张以法治军，信赏必罚，令行禁止，“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350]。和商鞅等人相仿，《管子》的作者也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即所谓“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351]。所以治理者可以利用这一点发挥赏罚的作用，用“重禄重赏”激励将士勇往直前，建功立业；以“严刑酷罚”禁止将士临阵畏怯，贪生怕死。《管子》也重视明法守信，法不阿贵，指出：“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士兵之死节，不可得也。”赏罚的实施，应该不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论功计劳，未尝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贵、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远、卑贱、隐不知之人，不忘其劳”[352]。如此则可以形成“有罪者不怨上，爱赏者无贪心，则列陈之士皆轻其死而安难，以要上事”[353]的局面，做到“威行于邻敌”[354]。
第三，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先秦兵家普遍重视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意义，所以对此有较为充分的论述。如，《吴子》曾明确指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355]《司马法》也说：“士不先教，不可用也。”[356]《管子》在这方面也有精辟的阐述。它认为，即使武器装备精良，但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卒，仍然无法统一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357]。并进而指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士兵去作战，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打仗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358]。为此，《管子》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教育训练措施，首先是重视对士兵的严格挑选，“定选士，胜”[359]。其次是加强对军队官兵的道义教育，“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360]。再次，规定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具体内容，即所谓“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361]。这里的“十号”，是指各种号令；“九章”，是指各种旗帜；“十器”，是指各种兵器；“五教”，是指对士卒进行目、耳、足、手、心五个方面的训练；“三官”，是指鼓、金、旗三种指挥号令工具；从而使士卒具备较好的军事素质和各种军事技能。最后，在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方法上，提倡“因便而教”“教无常”，即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拘常法，灵活施教：“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362](https://www.daowen.com)
第四，重视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管子》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363]亦曰：“审器而识胜。”《管子》还认为“备具胜之原”[364]。所以，《管子》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365]。《管子》的这一观点，和《司马法》提出“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366]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体现了先秦兵学家对精良武器装备在军队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共识。
对于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具体措施，《管子》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首先，它主张“聚天下之精材”[367]，即选用天下最精良的原材料来制造武器装备。其次，它主张“来天下之良工”[368]，“论百工之锐器”[369]，即挑选天下最优秀的工匠，用高超的技术来制作武器装备。最后，做到“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370]，即建立起严格的试用、保管制度。《管子》认为，如能做好以上三条，“则有战胜之器”[371]，军队的强大就有了非常有力的保障。《管子》强调重视武器装备的作用，并从材料选用、制作技术以及试用、储藏各个方面提出具体的质量要求，这在先秦兵论中是相当突出的。
第五，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管子》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国君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管子》指出：“终身之计，莫如树人。”[372]又曰：“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373]同时，《管子》还注重考察将帅的实际能力以决定适当任用，“以战功之事定勇怯”[374]。而将帅则必须具备知彼知己、多谋善断、爱兵抚民、严明执法等所应具备的优良品质。由此可见，《管子》是把将帅队伍的建设列为“强其兵”的重要内容的。
总之，《管子》认为，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中，并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军队，如果将帅得人，法纪严明，士卒训练有素，武器装备精良，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了，正如其描述：“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375]这正是《管子》“强兵”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