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塞防御思想与筑城技术进步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一般并不驻守关塞。一国之军通常都在国郊之内，遇有征战大事则由军将召集于国（都城）门。这从《周礼》《国语》等史籍记载中可以获得证实。如，据《国语》载，越王勾践“乃命有司大令于国曰：‘苟任戎者，皆造于国门之外’”^[126]。又如，《周礼·大司马》郑玄注曰：“古者军将盖为营治于国门。”^[127]这就是《孙子兵法》所说的“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128]的意思。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当与此一时期的战争样式相关，即当时的战争是由双方军队的一次性会战来决定胜负，胜利者可以向战败国提出条件，占据领土对于会战并不具有什么意义，故通常不必驻守关塞。

当然，春秋时期也有少数列国开始在一些关塞驻防。据《左传》载，“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129]，亦有晋国派遣“女宽守阙塞”^[130]的记载。但是从总体上看，对关塞要津的驻防，在春秋时期始终未曾成为普遍的现象，这正如清代学者顾栋高在遍考《左传》所作“春秋列国不守关塞论”断言：“春秋时列国用兵相斗争，天下骚然，然是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设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131](https://www.daowen.com)

作为战争中重要防御体系的城池，高墙、深堑、悬门相锁，乃是保存己方有生力量和财富物资，阻止敌人进攻的理想设施。因此，当时各处诸侯国都重视城池防御，纷纷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与物力进行筑城。

春秋时期的筑城已形成相当规模，据《左传》等文献提及的情况粗略统计，仅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中游地区的周、晋、齐、鲁、卫、曹、宋、郑、陈、蔡、秦、许、莒、邾、滕、薛等十几个大小诸侯国，就筑有城池约300座。不过，当时城池本身的规模还不大，通常是“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132]。一般诸侯国的国都周围不过900丈，而卿大夫的都邑只有国都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九分之一，正如《左传》所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133]

根据防御的要求，当时的城邑一般由城墙、城楼、垛堞等组成。城墙往往不止一重，而有数重，也即所谓“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134]。城墙的修筑方法，主要是夯土板筑，夯土成墙，挖沟为池。夯土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平夯，即两面夹板，层层平筑；一是方块夯，即分段筑。城门构筑更加高大、复杂，悬门的设置，是城门设防的一大进步。为了加固城门，当时已经开始使用金属铆钉。城邑的修筑，一般都是围绕原有居民的聚居地进行，一切从防御的目的出发，力求坚固。

由于缺乏有效的攻坚手段，攻城部队往往钝兵挫锐于深沟高垒的坚城之下，导致伤亡惨重，师老兵疲，铩羽而归。因此，春秋时期的兵家和军事指挥者都视攻城为畏途。如，孙子就认为“攻城则力屈”，是用兵的下策，“其下攻城”^[135]。一般情况之下，战争指挥者都尽量避免进行攻城作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放弃攻城战。因此，随着要塞攻坚作战的需要，攻城器械逐渐得到发展，主要有掩护士兵进行土工作业的轒辒，防避矢石攻击的大橹，登城用的云梯，用于观察敌情的巢车以及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等。而守城用的器械，除了干盾、弓弩、刀剑、石块等物之外，还有专门的武器装备钩拒等。这在《墨子》《孙子》等先秦有关文献中曾有零星的记载，但是很多史籍记载的攻守器械尚缺乏地下考古出土实物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