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霸到兼并：晋阳之战的兵学史意义

爆发于公元前455年的晋阳攻守战，是春秋战国之际，晋国内部四个强卿大族智、赵、韩、魏之间为争夺统治权，兼并对手而进行的一场战争。是役前后历时长达两年左右，以赵、韩、魏三家联合，共同攻灭智伯氏，瓜分其土地而告终。这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逐渐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历史新局面，历史学家多将此事看作是揭开战国历史帷幕的重要标志。

春秋末年，晋国政治生态出现了晋君权力被剥夺，强卿大宗“六卿”主宰国内政治的局面。公元前458年，范氏、中行氏覆灭，智、赵、韩、魏把持国政。但“四卿”同样不能和平相处，很快出现激烈的冲突，这样便点燃了晋阳之战的导火索。

“四卿”之中，智伯瑶一族实力最雄厚，但智伯遂利令智昏，向韩、赵、魏三家索取土地，韩、魏两家实力较弱，被迫献地，但赵襄子却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怒火中烧，便于周贞定王十四年（前455）调集军队攻打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协同作战。赵襄子采纳谋臣张孟谈的建议，起兵抗击智伯的进攻，制定了依托坚城固守、持久抗敌、伺机反攻的防御方针，并选择了墙高池深、粮草充足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进行固守。

攻守双方在晋阳城下相持一年有余，智伯决定引晋水（汾水）灌淹晋阳城，晋阳城浸泡在洪水之中，形势十分危急，但守城军民斗志旺盛，殊死抵抗，仍将智伯联军阻挡在危城之外。

在战事最激烈的时候，张孟谈潜出城，秘密会见韩康子和魏桓子，劝说他们暗中倒戈，基本上确定了三家联合进攻智氏的方针。一切就绪后，赵襄子在韩、魏两氏的秘密配合策应下，派遣精兵实施偷袭，放水倒灌智伯军大营，智伯军在突袭面前惊慌失措，乱成一团。赵军主力乘势从晋阳城中正面出击，韩、魏两军则从侧翼发起夹攻，大破智伯军，擒杀智伯瑶，尽灭智宗族，瓜分其土地，为日后“三家分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2](https://www.daowen.com)

在晋阳攻守战中，赵襄子做到了指挥若定。他善于利用民心，激发士气，充分准备，“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233]，挫败了智伯围攻孤城、速战速决的作战企图。当智伯以水灌淹城池，守城作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时，赵襄子及守城军民又临危不惧，誓死抵抗，并采纳谋士张孟谈的建议，利用韩、魏两家与智伯瑶之间的深刻矛盾，加以争取，瓦解了智伯的统一战线，使其陷入彻底的孤立，为日后的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当“伐谋”“伐交”顺利得手后，赵襄子又能及时制定正确的破敌之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大水倒灌智伯的营垒，予敌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同时，赵襄子还牢牢地把握战机，迅速全面出击，摧枯拉朽，横扫千军，取得了聚歼敌人的彻底胜利。

智伯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咎由自取，其失误是多方面的。他恃强凌弱，一味迷信武力，丧失民心，在政治上陷入了被动；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在外交上陷入了孤立；在作战过程中，他违背“兵贵胜而不贵久”的原则，长年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白白损耗了实力；同时，在战争过程中也昧于对自己“同盟者”动向的了解和掌握，以至于为敌手所乘。当对方用水攻转而对付自己之时，又惊慌失措，计无所出，未能做到随机应变，组织起积极有效的抵御，终于一败涂地，身死族灭，为天下所笑。

晋阳之战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相当突出。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志着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春秋战国之交，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在这方面，晋阳之战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意义。此战以智氏向韩、魏、赵勒索土地而开始，又以三家瓜分智氏的土地而告终；智伯胁迫韩、魏与己联合攻赵，是以三分赵地为诱饵；而赵襄子策动韩、魏倒戈，也是以瓜分智伯土地为条件。由此可见，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这场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234]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在晋阳之战中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瑶军队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所以，无论是从战争的目的来看，还是从战争的手段来看，晋阳之战都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它标志着战国时代兼并战争即将全面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