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下的军礼礼仪
在商代，已经产生了与军事相关的礼仪，如在战前祭告祖先。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礼礼仪，军礼礼仪贯穿着整个战争活动的始末。[109]西周所形成的军礼礼仪直到春秋时期还非常流行。西周的军礼，往往以祭祀贯穿整个战争的过程。正如《礼记》记载：“天子将出征，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祃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110]
西周时期，天子在出征前要祭祀上帝，祭祀地，祭告祖先，其中以祭告祖先最重要。西周的军礼以在宗庙中举行祭祖礼仪为始末。也就是说，周人在出征前以及战争结束后，都要在宗庙中举行祭祖活动。“西周金文中有记载战争中获得战利品因而给宗室、先人作器的材料，很可能也是贵族征战归来于宗庙祭告先人的证据。”[111]祭告祖先在整个军事行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杨宽指出：“宗庙在宗族中具有礼堂的性质……因为宗主不仅是宗族之长，而且是政治上的君主和军事上的统帅。这样在宗庙举行典礼和请示报告，无非表示听命于祖先，尊敬祖先，并希望得到祖先的保佑，得到神力的支持。其目的，就在于借此巩固宗族的团结，巩固君臣的关系，统一贵族的行动，从而加强贵族的战斗力量和统治力量。”[112]
祭祀结束后，出征之前，天子要举行授斧钺、授兵以及军事训练。天子授斧钺的礼仪是将其军事指挥权通过一定的礼仪暂时授予外出作战的将领。斧钺在西周时期是王权的象征。[113]在甲骨文中，“王”的字形由一期的“
”“
”，到二期的“
”“
”，再到三期的“
”“
”，最终五期定型为“
”“
”。徐中舒明确指出甲骨文中王的字形是“象刃部下向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114]。吴其昌通过八个证据证明了王的本义就是“斧”，这一说法在林沄的进一步论证下，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115]因此，在出征之前，天子以一定的礼仪将斧钺授予将领，一方面能够展现天子的王权，对军队的控制，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能够保证将领在外出征时拥有绝对指挥权，正如《司马法》所言：“阃外之事，将军裁之。”[116]“进退惟时，无曰寡人。”[117]授斧钺等具体礼仪典籍中有记载，一般包括占卜选日，具体礼仪，并有一些对话，其中在《尉缭子·将令》《六韬·龙韬·立将》《孔丛子·问军礼》中就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其中以《六韬》记述最为详细，以武王和太公对话的形式来呈现，为了较为全面展现授斧钺之礼，兹录如下：
太公曰：“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召将而诏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今某国不臣，愿将军帅师应之。’将既受命，乃命太史卜，斋三日，至太庙，钻灵龟，卜吉日，以授斧钺。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君亲操钺持首，授将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操斧持柄，授将其刃，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勿以三军为众而轻敌，勿以受命为重而必死，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则士众必尽死力。’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臣既受命专斧钺之威，臣不敢生还。愿君亦垂一言之命于臣，君不许臣，臣不敢将。’”
在天子授斧钺后，在太庙举行授兵器之礼，并且进行必要的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以提高军队士气，即“治兵”之礼。
军队开赴战场，在战前亦有军礼，主要包括观兵和致师。我们都熟知周武王孟津观兵。学术界基本认为观兵就是战前展现军容军貌，向对方示威的一种军礼，[118]正如学者所言：“古之‘观兵’是进行军事威胁的一种战争手段，企图以不战而屈敌人之兵。”[119]据此，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观兵就是后世所熟知的“伐交”[120]。当然，根据典籍记载，观兵礼有时在战后也会举行，史籍称之为“京”，又称“京观”，应当起源于西周早期，“最早只是将几个主要元凶杀掉埋葬以示惩罚，后来则演变为将敌人的尸体收集起来筑成大封，炫耀的色彩逐渐大过了惩戒”[121]。
如果说在观兵礼时，双方军队尚未接触，那么到致师礼，双方军队开始有了初步接触。据《逸周书》载：“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从。武王使尚父与伯夫致师。”[122]孔晁注曰：“挑战也。”《史记》在描写牧野之战时亦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123]由于致师之礼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周人的官制中，有专掌致师的官员：“环人掌致师。”[124]郑玄注曰：“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125]在近现代学者中，吕思勉较早对此问题进行了梳理，[126]当然，有关致师之礼的内容，学术界仍有争议。[127]至于致师之礼的具体仪式，《左传》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128]此文献基本描述了战车的致师军礼，其中御者单车挑战，疾驰而使旌旗斜倒，迫近敌营，然后回来；车左用利箭射敌，代替御者执掌马缰，车左下车，整齐马匹，整理好马脖子上的皮带，然后回来；车右进入敌营，杀死敌人割取左耳、抓住俘虏，然后回来。
在战争中，亦有许多具体礼仪，这些礼仪以及军礼的原则在《左传》《司马法》中有很多反映，如，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的行为和言论。又如，在邲之战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129]。也是在邲之战中，郤至与韩厥追击郑伯，亦能看出礼仪制度下的战场的情况：“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130]
战争结束后，也有相应的军礼，由于战争有胜负之分，因此也有战胜国和战败国相应的礼仪。作为战胜国的礼仪，出土文献《小盂鼎》的铭文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大体而言，整个礼仪三天完成，第一天举行献俘礼，第二天举行褅礼，第三天举行飨礼。整个礼仪包括振旅、凯入、献俘、褅祖、大飨五个仪式和服酒、告禽、讯酋、折酋、献西旅、燎周庙、告功、饮至、用牲、用卜、献邦宾、纳玉、献酒、大赏等十几个仪节、数十个仪注，[131]我们以下对较为重要的军礼进行述论。
一般而言，战胜国军队回国之后，要举行振旅礼仪，这是重要的还师礼。振旅之礼在商代已经出现，有甲骨文为证，如，“癸巳卜，其振旅”[132]。我们一般认为，此礼仪与出征前的治兵礼相对而言，性质类似，即如《穀梁传》所言：“出曰治兵，习战也；入曰振旅，习战也。”[133]现代学者高智群也指出：“《春秋》三传及《尔雅》将‘治兵’与‘振旅’作为出入习战之专名，乃后起之事。周代治兵、振旅‘其礼一也’，本无区别。”[134]振旅礼仪一般在国都近郊举行，在战胜后的振旅礼中，年龄较大的老兵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年轻的壮士走在队伍的后面，与出征时恰恰相反，正如郭璞所言：“尊老在前，复常仪也。”[135]根据《周礼》的记载，振旅之礼在平时就有很多训练，安排在“中春”时节：“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136]此处对振旅的具体礼仪细节有着非常详细的叙述。而作为战后的振旅，很有可能也是一场胜利后的军事演习，以张军威，振旅之礼还有相应的军乐军歌配合，会奏恺乐、唱恺歌。
献俘礼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137]主要由告俘、献俘、赏赐三个部分组成。西周早期的献俘礼在《逸周书·世俘》中有非常集中的记载。[138]出征的将领献俘于王，并由王主持献俘礼，献俘礼的具体礼仪包括服酒、尊旅服、告禽、献酋、献人馘、告功、饮至七个仪式。
饮至礼是军队回国后举行的欢迎和庆祝仪式，以饮酒为形式，庆祝天子、诸侯、大臣等出征归来。饮至礼可能是周人独特的一种礼仪，迄今为止在殷墟卜辞中未有发现，但是在周原的卜辞H11中有发现，学者认为“王饮臻”正是饮至礼的记载，因此李学勤指出饮至礼“不见于殷墟卜辞，H11本辞中的王很可能是周王，不是商王”[139]。清华简《耆夜》中也有关于饮至礼的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140]整理者指出简文“讲述武王八年伐黎大胜之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事”[141]，具体礼仪细节《耆夜》中有描述。在礼仪中亦有歌有乐，其中周公作歌《蟋蟀》，与《诗经·唐风·蟋蟀》密切相关。在举行饮至礼时，还要对有功的人进行册封，书之于策，即策勋，并有专门主持的官员，即司勋。据《周礼》记载：“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142]
数军实之礼的具体所指学术界仍有争议，核心争议在于是否计算敌方俘虏数，如杨伯峻、高智群等认为军实指自己的士卒和敌方的俘虏，[143]而我们认为杨树达、任慧峰等学者的看法可能更接近史实，应当是核实与清点己方士卒和器械。
战败亦有相关的礼仪，如我们所熟知的战败以丧礼处之。当然具体的礼仪我们在《礼记》《孔丛子》中可以发现，其中《孔丛子》记载更为详细：“若不幸军败，则驲骑赴告于天子，载櫜
，天子素服哭于库门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将失城则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于军，命将帅无请命，然后将帅结草自缚，袒右肩而入，盖丧礼也。”除了这些礼节，天子还要吊唁阵亡的将士。具体而言，正如学者指出，将领派人禀报君主，君主得到消息后，要素服缟冠出迎，并且面对军队哭泣，在太庙中哭泣，要素食。同时，要吊唁死伤将士。在军队返回国内时，肆师协助大司马将庙主与社主护送回到国都，大司马要头戴丧冠。[144]
总而言之，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下，整个战争的始末均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也可以说是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下进行的，这也是西周兵学的基本特征，而与之相应，西周时期的兵学思想亦有鲜明的礼乐文明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