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诈立”的观念萌芽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使战争指挥的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和兵学思想的根本性进步。
新型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109]范围尚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通过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晚期，随着各国“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人员成分亦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已经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弓弩的改进，各种新型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使得作战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开始具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以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标志着战争的形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而《墨子》所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110]，即是形象的描述。
春秋后期战争的最大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和彻底的抛弃。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11]。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诡诈奇谲为特色的战争指导现象，在春秋前期、中期的一些战例中即已露出端倪。如，在郑卫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打败燕师，既是迂回作战，也是兵分奇正而用的先例。又如，晋国借道灭吞虞国之战，晋军以“借道”为名，行攻伐之实，一石二鸟，兼并对手。再如，郑国抗击北戎之役中的设伏诱敌，齐鲁长勺之战中的后发制人，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军晦日用兵，出其不意，先敌列阵，等等，都无不充满了作战指导上的诡诈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大量军礼笼罩下的军事行动相比，这类战争指导方式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地位。到了春秋后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战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南方地区吴、楚、越诸国之间的几场大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https://www.daowen.com)
公元前570年，楚国令尹子重“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112]。吴军利用楚师轻敌疏忽的弱点进行截击，大破楚师，擒获邓廖，并乘胜进击，夺取驾（楚地）。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之战中，楚军诱使吴师深入预先设伏地区，突现伏兵，大破之。公元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楚军运用诱敌推进，尔后进行内外夹击的战法，战胜吴军。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爆发。吴军初战失利，吴王乘船余皇落入楚军之手。吴公子光为夺回余皇，先派人埋伏在余皇附近，夜间派人袭击楚军并高呼余皇，潜伏者轮番呼应，造成楚军大乱，吴军乘势发动全面进攻，大败楚军，夺回余皇。公元前508年，楚囊瓦率军伐吴，进至豫章（今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淮南、江北一带）。吴军伪示怯战之意，故意将大量船只集中于豫章南部江面上，示以守势；而同时秘密将主力潜伏于巢（楚邑，今安徽桐城、安庆一带）地附近。囊瓦中计，误以为吴军尽在江上，对陆上方向松懈戒备。吴军乘机从侧背突袭楚师，大破之，并乘胜攻占巢城，俘楚大夫公子繁。公元前482年，吴越姑苏之战进入最后阶段，是役，越王勾践同样采用战略偷袭的手段，乘隙蹈虚，一举攻克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
其他诸如吴楚鸡父之战、吴越槜李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亦多运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在此时已很难看到过去中原战争中所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敌君必下，“免胄而趋风”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不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兵学理念建树方面。这方面孙子、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以《孙子兵法》为例，《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113]，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历史性变革的提炼。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114]，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115]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116]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117]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118]。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119]，而到了孙子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120]，主张“掠于饶野”[121]“掠乡分众”[122]。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郑友贤曰：“《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123]正是对此种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相一致。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124]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范蠡主张“随时而行，是谓守时”，提倡“得时无怠，时不再来”[125]，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这些思想观念来源于春秋晚期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同时又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晚期的战争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