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的思想特色
《尉缭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入“兵形势家”，而且是“兵形势家”中所列11部兵书中唯一存世的一部，其余都失传了。因此，要了解“兵形势”这一流派的思想和特点，《尉缭子》一书便显得异常珍贵和重要。
所谓“兵形势”，班固曾有明确的表述：“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118]其中，“雷动风举”言兵锋之威，“后发先至”言行军之快，“离合背乡”言其机动能力高，“变化无常”言其战术变化巧，“以轻疾制敌”就相当于今天所谓速战速决的意思。这充分反映了战国中期以后军队运动性提高，战场机动能力增强的时代特征。《荀子》亦说，当时“后之发，先之至”已成为“用兵之要术”[119]。
“兵形势家”的《尉缭子》与“兵权谋家”在战争指导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孙子兵法》中有一个重要的命题，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我们从《尉缭子》的《战威》《攻权》等篇可以看出，它继承和吸取了“兵权谋家”这一战略思想，主张“不暴甲而胜”[120]。同时，还把战争的胜利分为三种方式：一是“道胜”，二是“威胜”，三是“力胜”。所谓“道胜”就是“庙胜”——“高之以廊庙之论，重之以受命之论，锐之以逾垠之论，则敌国可不战而服”[121]。为了求得全胜，未战之前要有必胜的条件，“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122]。《尉缭子》严厉批评那种企图凭借侥幸以取胜的做法是“曲胜”，并认为：“曲胜言非全也，非全胜者无权名。”[123]旗帜鲜明地指出非全胜者是不懂得战争谋略、没有权威的将军。
从一般治军作战而言，《尉缭子》高度概括出12条基本原则：“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慎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敢断，得众在于下人。”[124]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堪称警策。
《尉缭子》的兵形势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未战之前的对敌优势，将战之时的作战布势，既战之后的凌敌威势。
第一，强调拥有军事实力，建立战前的对敌优势。
战争是敌对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以及自然条件的基础上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较量。我国古代兵学家无不重视战前创造良好的客观基础。在兵学家看来，“兵形势”中的“形”与“势”是有区别的。《孙子兵法》中有《形篇》与《势篇》。其中，《形篇》之“形”主要讲的是军事力量，《势篇》之“势”主要讲的是军事力量的发挥。
“兵形势家”是“形”与“势”的统一论者，离开“形”去空谈“势”，或离开“势”去谈“形”，无异于只讲主观努力不讲客观条件，或只讲客观条件不讲主观努力，都是不正确的。“兵形势家”，首先是实力论者，强调经济的、军事的、自然的客观条件，也就是所谓“富国强兵”。《尉缭子》明确主张“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125]，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不暴甲而胜”[126]的优势地位。
就作战而言，《尉缭子》十分重视战前准备，主张站稳脚跟，反对浪战。它说：“故知道者，必先图不知止之败，恶在乎必往有功。”[127]又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128]因此，为将者必须“权敌审将，而后举兵”[129]，必须坚持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
第二，精心运筹决胜，造成最佳战场布势。
在作战指导上，《尉缭子》主张“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130]。在战场上的进攻在于出敌意料，而防御则在于巧妙伪装，隐蔽部署。为了形成最佳的战场布局，求得有利的作战态势，它要求一方面“事在未兆”[131]时，先期做好作战准备；另一方面要广施权变，迷惑、欺骗敌人，所谓“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安所信之”[132]。自己站稳脚跟与不让敌人站稳脚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关键是“修己”，是否确实具备了取胜的把握，做好了胜敌的准备。(https://www.daowen.com)
战场布势的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攻、防、追、遭、退，各有特殊要求。即便同是防守，野战防御、阵地防御、城邑防御、河川防御等等，也都各有其不同的防御特点和要求。以城邑防御为例，《尉缭子》对此作了若干精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有些地方都超越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也超过了《吴子》。如《尉缭子》指出：“凡守者，进不郭圉，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窖廪，毁拆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主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133]又说：“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134]在城邑防御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布势上，《尉缭子》反对单纯防御，并注意到了城坚、粮丰、水足、兵力优势、装备精良等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它十分重视机动部队适时策应。
战场布势，在《尉缭子》中还表现为以奇正造势。它认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135]我们从《分塞令》这一篇清楚地看到，《尉缭子》所言布阵之法主要是五军阵——“中军和左、右、前、后军”。中军是指指挥者控制的机动部队，《握奇经》称之为“余奇”之兵。阵形无论如何变化，中军始终居中，位置不变。变化的是前军、后军、左军和右军。古兵法关于五军阵变换为八军阵，有两句名言：一是“数起于五而终于八”[136]，二是“四奇、四正，而八阵生焉”[137]。前、后、左、右四军通常称为“四正”，在左前、左后、右后、右前四个方向上部署的兵力，通常称为“四奇”。《尉缭子》认为，善于巧妙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正兵和奇兵，广泛采取奇谋诡诈之术，“有者无之，无者有之”[138]，出奇制胜，就能取得胜利。可见，它对于运用“奇正”造势是相当重视的。
第三，临阵审时度势，充分发挥击敌威势。
如果说在战前建立军事实力优势和形成有利态势都还只是战斗力蓄势于前，是能量尚未完全变为动中之“势”的“形”，那么，作战中充分发挥出来的击敌威势，或常言所谓破竹之势，就是战斗力由静态的“形”转化为动态的“势”，已属于“任势”的范围了。《孙子兵法》曾用高山滚石来比喻军力发挥的锐势。那么，军队在战场上所发挥的锐势除了军事实力和战场态势等客观条件外，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从《尉缭子》中可以概括为指挥专一、先发制人、避实击虚、兵贵神速等几个方面，以下分别述之。
其一，指挥专一。《尉缭子》认为：“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139]又说：“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140]它主张的这种“三不制”“四无”，就是主张授予将领机断指挥之权。将领指挥专一，便能形成“一人之兵”，才能锐不可当，“天下皆惊”。
其二，先发制人。《尉缭子》征引“兵法”说：“千人而成权，万人而成武。”然后得出结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141]先机而动，先发制人，这在战役、战斗上从来就是兵家制胜的信条。至于在战略上，先发制人固然也会取得突然击敌的效果，这只是从纯军事的角度而言。如果要考虑政治性质，社会的、国际的影响，那就又当别论了。
其三，避实击虚。《尉缭子》强调：“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142]又曰：“我因其虚而攻之。”[143]这也是兵家制胜的不二法门。无论在战略上，或在战役、战斗上，主攻方向都应力求选择在既是敌虚弱又是其要害之处出击，这样才能用力少而收功多，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其四，兵贵神速。《尉缭子》也有精辟的论述，如说：“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144]兵力集中，展开迅速，进攻敏捷，指挥正确，兵锋所向，无敌不克。
《尉缭子》的这些论述继承和深化了前人相关兵学原则的论述，亦有自己独特的论述方法，其对兵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兵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