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兵要地理与战国七雄的军事战略
战国时期，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势的盛衰，还是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结盟、列国军队的建设或作战方式的变革，都与特定的兵要地理条件有关。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大致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兼并统一的大势与攻守方针的异同。
伴随着铁马金戈、鼙鼓旌旗，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同时战争的形式也以不可阻拦的气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在当时，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战国时期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所以刘向曾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106]战争目的决定战争手段，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也要远远超过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https://www.daowen.com)
随着兼并战争的不断发展，在政治上，各诸侯国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统一的曙光已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战国中期的孟子在回答梁襄王时指出“（天下）定于一”[107]，十分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在经济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商业和交通的不断繁荣，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这一点杨宽在《战国史》一书中曾有翔实的论说。[108]它表明到了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内若一家”[109]的新气象，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一统社会发展大势，势必要在兵学领域得到深刻的体现，通过战争完成全国的统一，遂成为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当时天下人的共识。
统一战争的进程，使得地理环境对各国攻守形势的影响日益突出。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七雄在战略环境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大致而言，秦、楚、燕、齐诸国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内线的不利位置。具体地说，强秦诸国拥有战略进攻或对敌包围的态势，其军队通常处于主动地位，与战争的中心地区——中原（黄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时常采取外线作战的行动，不复存在“诸侯自战其地”[110]的被动状态，而其所据的山河之险，又保证了其能够攻守皆宜，进退主动。反之，韩、魏等国则处于战略防御或被敌人战略包围的态势。它们地处中原腹地，韩、魏分别被称为“天下之咽喉”“天下之胸腹”[111]，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燕，南邻楚，是十分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其军事行动的特点往往是陷于内线作战而不能自拔，被动挨打，成为失败的一方。
当然，仅仅拥有地理形势之胜尚不足以确保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的最终胜利，楚、齐等国的覆灭即为明证。然而，如果既拥有兵要地理的优势，又能推行彻底改革，实现富国强兵，兼之实施高明的战略策略方针，那么就可以最终横扫六合，完成统一。在这里，孙子所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112]的价值，也就能够真正得到体现。秦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113]。由此可见，在兼并统一的大趋势中，诸侯列国攻守方针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各自的兵要地理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战国兵学史时不可忽略的问题。
第二，“合纵连横”的运用与“远交近攻”的实施。
战国七雄的兵要地理环境，直接制约着当时各国之间战略关系的确定和变化，整个天下战略格局的平衡或动荡。换言之，战国时期列国战略主攻方向的制定和调整，外交结盟关系的建立或破裂，都可以从列国的兵要地理特定条件中找到一定的原因。其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两种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实施，就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
“合纵连横”是战国时期军事外交斗争的集中体现。所谓“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就是众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所谓“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114]，就是由强国拉拢某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兼并土地的目的。这一策略开始登台时，七雄或合纵，或连横，并无定数，如秦国也搞合纵，派兵参加五国合纵攻齐之役就是典型的例子；楚、齐诸国也搞过连横，但到了战国中后期，秦国独强的基本格局形成之后，连横便成了秦国的专利，而山东六国则主要通过合纵来抵御秦国的东进。
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对合纵连横的重要性予以了充分的强调：“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而不得则民终身不安。”[115]身为法家的韩非也对此作出肯定的评价：“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116]他们在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很大程度上也落实在列国兵要地理形势以及实力对比方面。如，主张六国合纵抗秦的苏秦指出：“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度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六国为一，并力西乡（向）而攻秦，秦必破矣。”[117]苏秦还认为，山东六国如果不合纵，那么秦国必定乘机东进，占领更多的战略要地，使六国兵要地理环境尤为不利，最终为秦所灭：“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118]所以，六国合纵的目的之一，是扼阻秦国于函谷关以西，不让它东进占据更多的战略要地，即“六国从（纵）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119]。同样的道理，秦国重用张仪搞连横，其战略目标之一，也是要占领关东的重要战略据点，使自己的兵要地理环境变得更为有利，从而为统一六国创造条件。事实证明，秦国的连横活动取得了很大成果，“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散六国之从（纵），使之西面事秦”[120]。
制定和推行“远交近攻”政策，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入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以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也是战国七雄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内容，而秦国做得最为成功。“远交近攻”作为一种多国并峙背景下的战略策略方针，起源很早，在春秋时期，郑、齐、晋、楚、吴、越等国在争霸战争中都曾运用过此策，但是作为一个明确的外交政策提出来，则始于范雎。他在向秦昭王献策时建议：“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121]范雎强调：“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122]秦昭王纳其策，作为秦国对外战争的基本方略，果然在战争中取得重大的胜利，为秦国攻灭六国、统一天下增加了非常重要的筹码。[123]
从更深的层次考虑，“远交近攻”方针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就秦国而言，与自己利害最相关的是韩、魏两国，它们在晋南、豫西的土地上与关中平原相邻，在秦国卧榻之侧，是秦国东进的第一道障碍，正如商鞅和范雎所言：“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124]“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125]所以秦国为了排除这种威胁，打通东进统一天下的道路，自然要把魏、韩列为首要打击对象。反之，对齐、燕这样的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的诸侯国，在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前提下，秦国自然可以远交，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从而由点及面，最终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
第三，战略纵深的延伸与战略要地的争夺。
所谓战略纵深，即指战略部署的纵向深度，也指战略部署的纵深地区。在战略纵深地区通常部署有大量战争预备力量，设置重要的军事基地，是人力、物力资源的重要基地和前方作战的核心依托，对支持战争、保障战略全局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战国七雄都高度重视战略纵深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情况的存在说明兵要地理环境对列国军事战略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七雄之中，致力于战略纵深的延伸并收到显著效果者，首推秦国和赵国。秦国自春秋以来，始终重视对周边少数部族的进攻和兼并，对周边的拓展，巩固后方，扩张疆域，延伸战略纵深，积聚力量，为争霸中原创造条件。进入战国时期，秦国在拓展战略纵深方面更为积极，先后南下吞并巴蜀，北上攻灭义渠就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对于进攻巴蜀的重要战略意义，司马错曾作过精辟的分析：“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126]据此，司马错建议先攻巴蜀，以扩展秦国的战略纵深。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127]。后来，秦国又多次出兵攻打西北的义渠，经过长年的战争，最终彻底消灭义渠，进一步扩大了秦国的疆域，延伸了秦国的战略纵深。应该说，秦国致力扩展战略纵深的做法，对于进一步改善其兵要地理环境意义十分重大，对秦国的强盛和统一战争的进行具有突出的作用，“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128]。
赵国在扩展自己的战略纵深方面，亦有可圈可点之处。这突出表现在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后，实力增强，遂先后五次起兵攻打中山，终于在公元前295年灭亡中山，除去了心腹之患。并“攘地北至燕、代（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西至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129]，大大延伸了赵国的战略纵深，改善了赵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北地方从，代道大通”[130]。此举为赵国在战国中后期的崛起，而后成为抗秦的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兵要地理对战国七雄军事战略的制约，还表现在各国均重视对战略要地的争夺和控制。所谓战略要地，是指对战略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地区，亦称战略重地。它包括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理上具有战略地位的要地、要塞等。在战国时期，战略要地的得失对战争的进程乃至结局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七雄十分重视控制和夺取战略要地。
这里，我们仍以秦国为例来说明战略要地的得失对兵要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统一战争的进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整个攻守形势来说，魏、韩地处中原腹心，相当于现代地缘学说所讲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这一“心脏地带”，谁就控制了整个天下的格局。所以，秦国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进攻和控制魏、韩，“以绝从（纵）亲之要（腰）”[131]。而山东六国的合纵抗秦，重要的目的之一，也是不让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落入秦国的手中，“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断山东之脊也，是山东首尾皆救中身之时也”[132]。然而，秦国毕竟棋高一着，通过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和军事上的凌厉打击，终于控制了韩、魏这一“心脏地带”，迫使韩、魏倒向秦国的阵营：“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133]“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134]
从具体的战略要地的争夺来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秦国用兵的重点是指向河西（今陕西境内黄河西岸一带）、崤函以及河内（今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地区）。秦与魏争夺河西这一战略要地历经多年，其间该地曾数易其手。公元前330年，秦国终于从魏国手中夺得河西地区，不久又攻占上郡以及河东的部分土地。从此，黄河天险便为秦国所完全掌握，秦国的声威也就震动一时了，秦国亦随即开始了东进扩张，把战火燃向山东六国。正如顾栋高在《秦疆域论》中指出：“盖有桃林以塞秦之门户，而河西之地复犬牙于秦之境内，秦之声息，晋无不知。二百年来秦人屏息而不敢出气者，以此故也。”[135]由此可见，秦国占领河西之地，为其实施兼并统一战略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对崤函的争夺和控制，是秦国改善自身战略地理环境、从事统一活动的又一重要步骤。[136]崤函之固的军事价值，顾祖禹曾有十分精准的评价：“自新安以西，历渑池、硖石（渑池县至硖石驿七十里）、陕州、灵宝、阌乡而至于潼关，凡四百八十里。其地皆河流翼岸，巍峰插天，绝谷深委，峻坂纡回，崤、函之险，实甲于天下矣。”[137]其实早在春秋中期，秦晋之间就为争夺对战略要地桃林、崤函的控制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然而由于晋国的实力更胜一筹，因此始终将“崤函之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使秦国终春秋之世也未能得志于中原，亦如顾栋高在《春秋秦晋交兵表·叙》中所指出的：“贾生有言：‘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呜呼！此周、秦兴废之一大机也。考春秋之世，秦晋七十年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138]正因为崤、函具有这样重要的战略地位，故秦国从公元前329年起便对此处全力进攻，志在必得。经过激烈的争夺，秦国终于全面控制了崤函，在那里设置函谷关，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因名函谷。函谷关“北面是大河滚滚东流，南面是一片崇山峻岭，古代中原地区人们东西相互交往，这里是必经之地，只有穿越山谷而过。山谷中两边悬崖峭壁，深险如函”[139]，从而确保秦国退可以守住关中门户，使八百里秦川安全无虞；进可以出兵豫东，争雄天下，完成统一。事实上，战国后期，东方诸侯多次联合起来攻打秦国，但是秦国正是凭借函谷关的天险，亦多次击退东方六国，六国军队未能进入函谷关以西。
晋南豫北通道东端的河内之地属魏，是赵、魏、齐三国交界之处，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所以也是秦国争夺的主要对象。秦军经过苦战，于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占领此地，从而在黄河以北建立了一个楔入中原地区的桥头堡，并截断了赵、燕与楚、魏、韩诸国的联系，同时，秦国亦可东边陈兵迫近齐境，使之不敢轻易加入合纵联盟。秦国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其意义正如后人所评论的那样：“夫以常山为天下脊，则此卫及阳晋当天下胸，盖其地是秦、晋、齐、楚之交道也。以言秦兵据阳晋，是大关天下胸，则他国不得动也。”[140]
当秦国占领了河西、崤函以及河内等战略要地后，其兵要地理环境遂得到根本的改善，其统一六国的前景也就变得平坦无阻、水到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