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家都是按照一定的哲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学说体系的，一定的哲学观念制约和指导着思想家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方面孙武也没有例外。孙武丰富的兵学思想之所以具有进步性、合理性，归根结底，是孙武在自己的兵学著作中始终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认识路线，整部《孙子兵法》完全建立在合理的哲学基础之上。[63]
（一）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表现为朴素唯物主义理论指导。孙武反对鬼神天意，崇尚事实分析。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对“天”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64]，肯定天道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不复再有主宰的性质。这样就和当时影响犹存、视天为人格神的宗教神学观划清了界限。基于这样的认识，孙武明确强调“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65]，反对用阴阳杂占的方法去认识战争，主张“禁祥去疑”[66]。因此，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孙武着眼于“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七计”，[67]提倡在客观事实基础上作出判断，预测胜负。在孙子那里，战争是被当作客观现象来对待的，注重实际，不尚空谈，乃是其兵学思想的最大特色之一。如孙武指出“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68]，就是一种把战争胜负的终极原因归结于物质条件的努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孙子兵法》中有许多以征引“五行”观念来论证战争的客观物质性的内容，“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69]，就是一例。这里的“五行”与《左传》等书的“五行”一样，都是被当作物质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基本属性来看待的。而且孙武还更进了一步，将万事万物的演绎、派生和变化归结为“五行”的本质内涵了，并在此基础上，引申出“奇正”“虚实”等作战指导范畴。由此可见，孙武的战争理论，其出发点正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理论。
（二）朴素辩证法的思辨特征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亦表现为朴素辩证思想的思辨特征。孙武能够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认识和把握兵学的基本问题。
首先，在孙子的兵学思想中，兵学问题始终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的。其一，他讲“道、天、地、将、法”的“五事”，就是以联系的观点将兵学与政治、天时、地利、将才拔擢、法制建设等各项因素作为完整系统来进行考虑。其二，孙武的兵学基本范畴，如“奇正”“虚实”“主客”“攻守”等等，也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如无“虚”也即无“实”，无“正”也即无“奇”，彼此间有着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其三，孙子承认，不仅相互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并将它用于战争指导：“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70]又曰：“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71]正是这些辩证联系的观点，使得孙武的兵学理论具有最大的圆融性。
其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主张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遵循这一思想，孙武在对待战争时，既高度重视，透彻研究，又非常谨慎，努力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72]的理想境界。这正是其备战与慎战观念的哲学前提。在具体作战、治军问题上，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也得到了有力的贯彻。如孙武既强调“军争”，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必要环节，又主张“军争”必有节制，指出过犹不及。又如，孙子论述将之“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73]其实勇于牺牲，善于保全，同仇敌忾，廉洁自律，爱民善卒，等等，本来都是将帅应具备的优良品德，然而，如果超过了一定的度量分界的话，即发展到了“必”这一程度，那么其性质也就起了转化，走向反面，而成为“覆军杀将”悲剧的起因了。在治军上，孙武既主张“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又指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74]；作战指导上既强调“胜可知，而不可为”[75]，又肯定“胜可为也”[76]；等等，也均是本着朴素辩证法思想观念的重要阐述。
最后，朴素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普遍性理论对《孙子兵法》亦有重大的启迪和影响。其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孙武运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阐述缕析“奇正”问题的哲学意义：“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77]这里无论是遣词用句，还是精神实质，都显然与老子等人的论述有非常相似的一面。其他如，“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78]以及“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79]等等，亦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
当然，《孙子兵法》对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孙武注意辨别真伪，抓住事物本质。他看到，在战场上，为了迷惑敌人，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乃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此，只有透过现象，抓住本质，不为外在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赢得胜利。他详细分析列举的30余种“相敌”之法，就是从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中所揭示的认识本质、抓住关键的经验总结。这标志着孙武真正吃透了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第二，孙武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与老子朴素辩证法一味主张贵柔守雌，反对刚强进取又有明显的保守性有所区别，《孙子兵法》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则充满了积极主动的进取精神，在尊重客观实际的同时，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主张“择人而任势”[80]“形人而我无形”[81]“计利以听，乃为之势”[82]“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83]。总而言之，是要辩证观察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实现克敌制胜的目的。正如学者对其价值与意义的评价：“《孙子》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是《孙子》兵法的精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所达到的最高水平，对于辩证思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军事辩证法思想不仅在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84]
（三）民本思想的洋溢
《孙子兵法》的哲学基础还表现在强调民本思想上。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阶段，当时的思想家都普遍注意考虑民心的向背，尊重民众的愿望，关心民众的生计，争取民众的归附。这在《孙子兵法》中亦有集中的反映。孙武的许多精彩命题和论述，都是在民本主义精神的指导和规范下提出并展开的。诸如“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85]“上下同欲者胜”[86]“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87]“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88]“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89]等等，就是明证。很显然，孙武在这里已经将战争的胜负同政治的清明与否直接加以联系和对应了。至于清明的政治，在孙子眼里则等同于关心民生，争取民心，使上下和谐，同心同德，即所谓“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与众相得”云云。而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方式，就是“修道而保法”“唯人是保”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打上了民本主义的深深烙印，也是孙武兵学理论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