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战争观念
探讨墨家的战争观，首先应从其整个学说的体系特征与价值取向角度切入，因为只有真正理解墨家学说的宗旨与本质属性，才能够找到其兵学思想的逻辑起点，并进行比较正确的定位。
如果说儒家学说以道德理想主义为本位，法家学说以追求极端功利为基本旨趣，那么墨家则是以功利为出发点，侧重于在道德和功利之间寻找平衡。章太炎认为：“墨子之学，以兼爱、尚同为本。兼爱、尚同则不得不尚贤。至于节用，其旨专在俭约，则所以达兼爱之路也。节葬、非乐，皆由节用来。要之，皆尚俭之法耳。”[86]此说可谓中的。可见墨家的基本立场是“兼相爱，交相利”，凡事均从是否有利或功利大小的视角进行评估，决定取舍。即判断一切政治设施的优劣得失，在于看它是否对人们（尤其是一般民众）有实际利益或效用：“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87]这一点，其他诸子学派以及后世人们均是具有共识的，荀况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88]；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指出墨家的基本特征为“强本而节用”。他们都看到了墨家崇尚功利的主旨所在，正如有学者指出：“（墨子）把功利作为义——善的内容和本质，把义——善作为功利的道德形式和实现途径。”[89]
由此可知，以功利的原则为衡尺考虑兵学问题，乃是墨家战争观念的逻辑起点。在墨家看来，当时最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非战争莫属，因此汲汲于提倡“非攻”。而战争这种天下“巨害”的发生并累世延续，则是由于人们互不相爱，在短暂、虚幻的“小利”面前丧失本性，忘却“大利”所在，因此墨子致力于主张“兼爱”。但是如果统治者陷于贪小利而忘大利的思维误区而迷途不返，我行我素，穷兵黩武，那么，被侵凌的一方也就只好诉诸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了。墨家无法阻止此类战争的发生，因此他站在弱者的一方，讲求防守，尤其注重城池防御。墨者参与守城，发明了很多守城器械，并深入研究守城的理论和方式，形成了《备城门》诸篇系统的防御思想。正如俞樾所言：“（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90]
当然，墨子虽然反对战争，但是并未完全否定战争。他区分了战争中的“伐”与“诛”。面对那些攻伐之君，又标榜上古圣王征伐之事的君主，墨子予以驳斥，据载：“今逮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91]由于墨子学说影响很大，甚至当时还有人当着墨子的面以墨子的天志说为其发动战争寻找理由，亦被墨子驳斥，据载：“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邻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92]墨子以人情为例对其歪理谬论进行了驳斥。
墨家学派战争观念的核心内容是“非攻”理论。《墨子》一书对当时的战争多有抨击，无情贬斥：“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93]墨家认定当时大多战争的基本性质是非正义的，而非正义的判断依据，乃是有害无利，不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根本要求。墨子提出非常著名的三表法：“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94]我们以此对照墨子的“非攻”理论。第一，从历史史实考察，战争是凶事，是灾祸，无功利而多祸害，理应加以摈弃。第二，从当时民众、思想家对战争的态度，可以看出老百姓对战争的厌恶。第三，从现实状况考察，战争给天下民众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物质财富造成巨大的损失，与利益无涉，与祸害相伴，必须加以反对。这是通过对利害关系的权衡，论证好战大国从事战争活动的得不偿失，以进一步肯定“非攻”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墨子尤其论述了战争对民众带来的灾难：“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列住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95]可见战争给民众的生命、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最直接的。
墨家战争观念以“功利”为逻辑起点，殆无疑义。“利”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其整个兵学思想的方方面面，成为联系其所有重要命题与范畴的纽带。因此，墨子致力于将“义”落实到“利”的实处。从义与不义的高度，论证当时战争的非正义性也即非有利性，为否定战争寻找进一步的理论根据。墨家力主“非攻”，提倡“兼爱”，主张通过兼相爱来消弭战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96]。墨子认为兼爱可以去乱，可以止战，兼爱是非攻的道德伦理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客观自然结果，而将两者沟通和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交相利”。由于战争的发生直接源于统治者的私欲，《墨子》便把止战的希望寄托于统治者自身的明理知利，要求“王公大人”不仅应该为天下着想，为民众着想，而且也应该为自身利益着想而停止攻伐征战：“今欲为仁义，求为上士，尚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97]这里，“利”也是主宰一切的。当然，墨家也认为，那些王公大人大多政治眼光短浅，不知道自己之利与“天下之利”“民众之利”之间存在着统一的关系，不会把“天下之利”和“民众之利”放在适当的位置，而必然汲汲于征战，于是转而求助于“天志”、鬼神，指出“天赏之，鬼富之，人誉之”[98]的结果，强调攻战作为不义之行，必受到天、鬼的惩罚。墨家提倡“天诛”，宣扬天赏天罚，目的是借助天意、鬼神，警告诫谕好战黩武的统治者，使其改弦更张。当然我们认为这只是墨家的一厢情愿而已，但是以“利”为标尺判断是非、衡量得失的做法同样没有任何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注意和把握“功利”在墨家学说中的主导地位，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和评价其兵学观念的一把钥匙。(https://www.daowen.com)
墨家的战争观念是有双重性质的。一方面，墨家以“利”为准鹄，充分揭露了当时统治者好战与掠夺的本性，使人们能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统治者贪得无厌的面目，指出统治者攻伐之举貌似合“利”实则悖“利”的愚妄性，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针砭作用。同时，以“非攻”为核心的战争观念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对和平与安宁的渴求，要求结束战乱、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良好愿望，反映了墨家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主体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墨家的主张具有进步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墨家否定所有以强攻弱的战争，没有能认识到当时的兼并战争乃是走向统一的必由之路，是丧失暂时的“小利”而换取永久的“大利”，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这表明，墨家的主观愿望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相悖的，并不能真正使民众完全摆脱战争的痛苦。可见，墨子的“利益”观存在着暂时、局部、短视的缺陷，不过是“道之一隅”，缺乏最大的圆融性与超越性。庄子尝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99]这个批评，用之于对墨家战争观念的评判上，同样是适合的。这也意味着墨家战争观念的历史命运难免是坎坷崎岖、曲折多厄的。
墨家以“利”为衡尺的战争观念同高擎“义利之辩”的儒家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尽管儒、墨对战争都持“非攻”“反战”的基本态度，但是两者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儒家从“仁义德化”推导出“反战”的观念，其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100]又曰：“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101]因此孟子主张“善战者服上刑”[102]。而对于“利”，则采取坚决摈弃的立场，这一点在先秦儒家代表人物那里，是具有共性的选择，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放于利而行，多怨”[103]；孟子主张“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104]；荀子提倡“以义制利”[105]；等等，皆为其证。儒家这种重义轻利，乃至重义绝利的立场，是与墨家汲汲言利的立场根本对立的。因此，儒、墨两家虽然都对战争持否定态度，在学术上却是互为不可调和的死敌。一方面，儒家不遗余力排斥墨家：“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106]另一方面，墨家亦对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107]的特点攻讦不已：“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108]双方形同水火、势如冰炭的立场，使当时“非战”的思潮无法汇集在一起，大大消减了其应有的力量与影响。
法家兵学思想是以执着功利、讲究实用为基本特征的，这表面上与墨家的战争观念似有相通之处，然而从本质上说，两者的功利观乃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具体而言，法家功利原则的立足点是贯彻高度集权的国家意志，尤其是封建君主的意志，以是否有助于所谓的国家或集团利益的满足为评价的标准。至于广大民众，在法家看来只不过是国家机器中没有生命力、缺乏主体性的部件，个体生存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意愿，完全从属于国家和专制君主的整体利益，在富国强兵的美妙口号之下，人的基本权益可以忽略不计，只要能达到战胜攻取的目的，战争造成的重大伤亡可以一笔勾销。这种冷酷、自私的功利观，与墨家重视人本身的价值，以人为本位的讲求满足“天下之利”的“功利”观显然旨趣迥异，其逻辑推导衍化的方向也绝然不同，在法家是“主战”“乐兵”，在墨家则是“非攻”“兼爱”。这样，墨家与“王道”政治（儒家）固然无涉，与“霸道”政治（法家）同样不兼容，而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特征正是“霸王道杂之”[109]，墨家既然两边都依靠不上，那么自然是被摈弃于主流社会思潮之外，而成为“孤魂野鬼”，进退失据了，其在古代社会中渐渐淡出，乃至几乎中绝于世的历史宿命也就势所必然，理有固宜了。
道家对战争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即所谓“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故有道者不处”[110]，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111]。然而这一“非战”观的哲学渊源是“天道自然”与“人道无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112]，“无为故无败”[113]。可是，墨家的理念却是“摩顶放踵”[114]，以利天下，以积极有为的途径，达到“非攻”“兼爱”的目的。这样，墨家与道家也无法成为同盟者了，从而失去了争取外援，维系自己生存与发展空间的最后一线希望，不得不孤军奋战，其左支右绌、举步维艰的前途可谓无可改变。
由此可知，墨家旨在兼顾道德与功利，希望在不废道德的前提下崇尚功利的战争观念，实际已陷入了左右不讨好的困境之中了。换言之，在道德与功利之间处心积虑寻找平衡的结果，是既丧失了道德上的纯洁崇高性，又制约了功利上的现实可行性。这种自身内在矛盾的存在，加之外在的种种学术或非学术因素的影响，使墨家兵学思想长期以来沉潜不彰，未能在传统兵学文化的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为假设墨学能像儒学那样生生不息，代有发展，那么追求功利的思想主旨，必定能够使其在讲求实战操作功能方面不断有所创造，“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115]的传统遂可以长期保存并得以不断地发挥光大。换言之，所谓“摹略万物之然”[116]“巧转则求其故”[117]，它在兵学领域的反映必定表现为对军事技术的青睐有加，这样就可以多少改变或影响中国古典兵学重“道”轻“器”、尚谋贱力的传统，使之得到更全面更完善的发展。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