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的战略指导思想
《六韬》在战略指导方面继承了《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436]的大战略思想，并在具体措施和手段上有所发展。《六韬》提出“全胜不斗，大兵无创”[437]“上战无与战”[438]，把“不斗”“无与战”的方式和“全胜”“无创”的结果作为战争的最高层次和理想境界，即尽量将战场上暴力和残酷的厮杀降到最低程度，最大限度地发挥非暴力手段的制胜作用。《六韬》对非暴力手段作用及其运用方法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武韬》的《文伐》和《三疑》两篇中。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439]，即以政治、外交等多种方式削弱敌国的实力，迫使敌国屈服，或为最后的武力取胜创造有利条件。《文伐》篇中提出了著名的“文伐十二节”，即12条削弱敌国的方法，目的就是要腐蚀、麻痹、分化、瓦解敌国的君臣，使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遭受严重损失，以消耗其实力，在时机、条件成熟之际，对其发动军事进攻。正如《文伐》最后指出的：“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440]
在《三疑》篇中，作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攻强”“离亲”“散众”等伐谋之道的实施策略，即“因之”“慎谋”“用财”。概括而言，即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要因势利导，助长其强大的势头和扩张的野心，使其盛极而衰；要想离间其君臣间亲近的关系，使用的计谋和手段一定要慎重、周密、隐蔽，使其无法察觉；要想离散其民众，就要设法给其民众施以恩惠，绝不能吝惜钱财。这些都是对“文伐十二节”的补充。
此外，《六韬》的战略指导思想还体现在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的制定方面。《六韬》认为，战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决策的制定应建立在对敌我双方情况全面了解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441]只有天、人、阴、阳、内、外、亲、疏等方方面面的情况都已掌握，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同时，一旦作出对战略形势的判断，就应果断决策，不可贻误战机，所以《六韬》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442]
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继续。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明确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要是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仅仅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443]不仅如此，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战争是政治最残暴的形式，关系到国家存亡、民众生死。对兵书而言，对战争本身特点的论述也是非常重要的维度，否则难以称其为兵书。从现代军事理论来说，对战争本身的研究正是军事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六韬》中的《龙韬》是集中论述军事战略学的部分，当然在其他的篇章中也涉及其军事战略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文韬》中的《兵道》等。我们认为《六韬》中对军事战略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论作战司令部。
由于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的专门化，所以《龙韬》不断受到现代学者的称道和重视，首篇《王翼》甚至被许多学者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篇有关军队司令部构成的专论。《王翼》开篇就阐明了以将为核心的司令部在作战中的重要地位：“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受职，各取所长，随时变化，以为纲纪。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444]我们知道，在现代军队作战中，司令部是指挥整个战争的中枢机构，直接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六韬》作战司令部建立了以“将”为核心，包括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伏鼓旗、股肱、通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18类共72人，具体而言，包括：
腹心一人：主潜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揽计谋，保全民命。
谋士五人：主图安危，虑未萌，论行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定可否。
天文三人：主司星历，候风气，推时日，考符验，校灾异，知人心去就之机。
地利三人：主三军行止形势，利害消息；远近险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
兵法九人：主讲论异同，行事成败，简练兵器，刺举非法。
通粮四人：主度饮食、蓄积，通粮道，致五谷，令三军不困乏。
奋威四人：主择才力，论兵革，风驰电掣，不知所由。
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诡符节，谬号令，暗忽往来，出入若神。
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难，修沟堑，治壁垒，以备守御。
通材三人：主拾遗补过，应偶宾客，论议谈语，消患解结。
权士三人：主行奇谲，设殊异，非人所识，行无穷之变。
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
爪牙五人：主扬威武，激励三军，使冒难攻锐，无所疑虑。
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https://www.daowen.com)
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
法算二人：主计会三军营壁、粮食、财用出入。[445]
我们认为，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这已是非常齐备的人员配置，基本涵盖了古代战争中能够作出合理决策的将军所需的各个方面人才。若以现代军事用语来说，包括参谋总长、军务人员参谋、天文参谋、作战处（作战参谋、地理参谋、特种兵器参谋、发令参谋、工程参谋）、情报处（谋略参谋、联络参谋、宣传人员）、后勤参谋、医务人员、财会人员、派遣人员（情报人员、挺进人员、谍报人员、特种兵）。[446]这些人员的设置从类别和数量上来说，基本囊括了军队作战中心的各个方面，并且专业分工已经相当精细，超乎我们的想象。《六韬》认为，这样的人员安排和配置应当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即用兵的“纲纪”。在接下来的论述中，《龙韬》集中论述了司令部的核心——将帅。
第二，论将帅。
“将”在整个军队和战争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从上文提到的司令部以“将”为核心的设计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当然《龙韬》中仍有多处论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447]又曰：“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448]亦曰：“社稷安危，一在将军。”[449]亦曰：“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450]正因为将帅在国家安全和战争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君主选将、置将尤其谨慎，《六韬》作者认为主要应考察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将帅应德才兼备。
认为将帅个人品质和能力至关重要，这也是先秦兵书的通识。《六韬》提出将帅必须具有勇、智、仁、信、忠“五材”，将帅“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451]同时将帅还必须避免因为执着于某种优秀品质带来的弊端，如，勇而轻死、仁而不忍人、智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洁而不爱人、智而心缓、刚毅而自用等；同样更要避免某种性格的缺陷被敌军利用，如，急而心速、贪而好利、懦而喜任人等，《六韬》将其统称为“十过”[452]。将帅的品质不仅仅在具体战争的指挥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将帅的品质在三军中会形成一种核心影响力，所谓强将手下无弱兵，“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453]《龙韬》中以否定的表达方式表述了将帅的仁、勇、智、明、精微、常戒、强力等品质的作用：“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454]一场战争中，将帅的任何一种个人品格优点或者缺陷都会成为影响战局的关键性因素，必须严格遴选将帅。君主又如何选出好的将帅呢？《六韬》指出，应通过“八征”来选出外貌与性情相符合的帅才，并在论述中指出君主选将应警惕“士外貌不与中情相应”的15种具体形式。[455]
其次，通达全局的战略眼光。
除了个人品质之外，将帅还必须具有通达全局的战略眼光，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通才。我们从司令部的设置中就能看出，18类军事职责已经非常细化，各类人才各司其职，将帅的职分是“命在通达，不守一术”[456]，也就是说，将帅要掌握好全军的命运，必须掌握军队的全面情况而无须专精于某项专门的技艺。提供战争指挥所需的专业技艺是军队司令部72人的作用，72人以其专业的能力时刻掌握战局的变化，并及时上报将帅，而将帅正是根据72人所提供的各种战局信息进行综合判断，当机立断作出合理的决策，以正确指挥整个军队作战。
再次，将帅不搞特殊化。
将帅如此重要而特殊，但不代表将帅在军队中能够大搞特殊化。《六韬》明确指出，将帅应当身先士卒，以礼约束自己，控制自己的私欲。“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士兵同寒暑；在行军中，身体力行，“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与士卒同劳苦；在军队安营时，“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核心的一点就是“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不搞特殊化、特权化。只有将帅与三军同甘共苦，三军之众才会“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457]
最后，绝对指挥权。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君主一定要确保将帅在军事指挥权上的绝对地位，因为将帅决策、指挥对战争胜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将帅必须根据前线敌情随时随地的变化制定相应的对策。《六韬》在这方面的论述非常多：“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458]曰：“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459]又曰：“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460]亦曰：“故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461]还曰：“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理，中知人事。”[462]将帅对军队的绝对指挥权也是先秦其他兵书中极力强调的。从根本上说，君主是为了应对军事斗争的特殊性而暂时把自己的军事决策权、指挥权授予将帅，但君主对军队还是应该具有最终控制权。所以，如何处理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同时又能确保前线将帅在军事指挥权上的绝对地位，这不仅是一个兵学理论问题，也是在现实政治中所遇到的一个两难问题，历史上将帅拥兵自重甚至取而代之，或是君主出于对将帅的防范而屠杀忠良的情况屡见不鲜，其中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显然《六韬》作者已经隐隐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事实上，在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已经凸显了，如王翦在率领60万大军攻打楚国之前所言“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463]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就《六韬》“公天下”的理论，将帅逐鹿天下的可能性也存在，但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六韬》特别强调将帅对君主的“忠”。在《孙子兵法》中强调将必须要有智、信、仁、勇、严等五个方面，而《六韬》提出将帅的“五材”，其中勇、智、仁、信四个方面与《孙子兵法》重合，只是顺序稍有不同而已，但《孙子兵法》中的“严”已经替换为“忠”。《龙韬·立将》也载有立将仪式，仪式中将帅有向君主表达自己忠心的语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忠”的具体考量又十分困难，人心叵测，君主在现实政治中往往忠奸难辨。《六韬》对这一问题除了提出类似“忠”、用人不疑等原则，并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可以说这是《六韬》将帅理论的一个致命缺陷，我们认为其实此问题也是现实具体问题的困境。
第三，论情报。
无论是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情报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历来为兵学理论家所重视。只有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重要基础就是情报工作，所以《六韬》十分注重情报人才选用。《六韬》人才选用是按照“因能受职，各取所长”[464]的原则进行，但并未论述情报人才选择的具体标准。我们能够看出，在作战司令部人员的固定配置中，耳目和游士就是专门的情报人员。两者各司其职，以备将帅决策所需，其中耳目“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465]，游士“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466]。情报工作必须兼顾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利用各种手段对敌方情报进行有计划、多层次的刺探和搜集；另一方面，要保护己方信息，同时亦可对敌方进行情报欺骗。《六韬》对这两个方面都有论述，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这在兵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首先，注重获取敌方情报的层次性，有战略性情报，也有战术性情报。从战略角度来看，《六韬》十分强调首先从整体上对敌方进行了解，确保战略方向的准确，决定谋划是否可行：“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467]在这种关乎全局的战略情报搜集中，《六韬》十分注重从正反两个方面辩证地看待问题：“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必见其外，又见其内，乃知其意；必见其疏，又见其亲，乃知其情。”[468]这些情报的获取，能够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上获得先机，其中《武韬·文伐》提出的“文伐十二节”只有建立在准确的情报基础上才可能实施并获得成功。在战术情报的获取中，《六韬》在强调用间的同时，主要通过一些现象的观察对敌情进行预判，并且要以此为基础进行敌我力量等各方面的判断，从而决定战局的走向。《兵征》篇就详细论述了“强征”“弱征”“大胜之征”“大败之征”等，以及通过观察“城之气”来确定如何攻城等。[469]《五音》通过律音与五行的结合，结合战争中的一些蛛丝马迹对敌情进行判定并作出相应的军事决策。[470]
其次，注意在战争中对己方情报信息的保护。一方面通过“示形”来隐蔽己情、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引导敌方得到错误的情报，从而隐蔽我方的真实战略意图。《六韬》的论述即是如此：“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伏其锐士，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471]归根结蒂一句话，那就是“示其形，隐其情”。另一方面就是非常高明、具有高保密性的我方信息传递系统——阴符和阴书。《龙韬》中专列《阴符》和《阴书》两章，专门说明战争中君主与将帅信息的隐蔽性交流。其中阴符类似于非常原始的信息交流密码本，但是“八符”仅仅能传递一些相对简单的信息。涉及一些较为复杂的信息，阴符就无法胜任，必须要诉诸阴书。阴书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主以书遗将，将以书问主。书皆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再离者，分书为三部；三发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参而不相知情也。此谓阴书，敌虽圣智，莫之能识。”[472]
从某种程度上说，《龙韬》是从兵道的角度对战争问题进行一个高屋建瓴的论述。一般而言，兵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那就是对兵法的具体论述，掌握兵法才可以将政道、兵道落实到具体的战斗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军事战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