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

在战争观问题上，《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96]和“争私结怨”^[97]两大类，倡导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98]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99]等为满足一己私欲而发起的不义之战。《尉缭子》强调战争的目的是“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100]，即实现天下统一，结束战国的乱象；认为经济是政治和军事的基础，因此非常注重农业发展与商业的繁荣，认为这样才能富国强兵。尤其是其对商业的独特认识，与先秦其他思想家有所区分，也更为深刻：“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101]

《尉缭子》认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102]“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103]处于历史主导地位的新兴阶层，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正义战争充分显示出必胜的信心和力量。作为新兴阶层在军事上的代言人，《尉缭子》明确主张：“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104]只要是吊民伐罪，正义在我，战略上一定要力求先发制人。(https://www.daowen.com)

十分可贵的是，《尉缭子》对政治与军事的主从关系作出了正确的表述：“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105]其认为军事是骨干，政治是根本；军事是表象，政治是本质。这一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实质上触及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重要原理。其可贵之处在于，《尉缭子》不仅在自然观上具有朴素唯物论的倾向，而且在政治观上也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以此作为基础贯穿全书。《尉缭子》开篇第一章《天官》就明确阐述了人的能动作用是决定胜负的根本，深刻地批判了当时占星家利用天文星象预测胜负的唯心论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