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中伍子胥兵学思想钩沉

虽然没有伍子胥的兵书传世，但是其兵学思想亦散见于各种文献中，我们借助这些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述论。

第一，把握全局，具有大战略的眼光。就吴国的地理位置而言，吴国东临大海，南接越国，西临楚国，北有齐国、晋国。在当时争霸的局面下，吴国应如何制定国家战略？伍子胥力主伐楚，虽然有借助吴国复仇的想法，但并非完全出于私心。从当时的战略全局来考虑，楚国自灵平以来，国势有所衰颓，庸臣当道，离心离德，外交昏招频出，军队指挥亦是互相掣肘，在晋楚争霸中亦处于劣势。当时，晋国推行“联吴疲楚”的战略，极力拉拢吴国以制衡楚国，并且晋景公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在晋楚争霸为主导的天下大势中，伍子胥和吴王阖闾亦选择联晋攻楚的战略。于是晋国派巫臣、狐庸等人远赴吴国，协助吴国训练军队。据史书载：“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8]在晋国的协助下，吴国军队的战斗力迅速提高，“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9]。柏举之战，吴军攻入郢都。在吴越关系上，伍子胥一直主张攻灭越国。阖闾亦多次出兵越国，并死于伐越之战中。吴王夫差即位后，为报父仇，兴师攻越，并在会稽打败勾践。勾践派文种前来议和，伍子胥坚决反对，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进行分析：“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10]但是，伍子胥的谏言并未被吴王夫差采纳。同时，伍子胥坚决反对夫差北上争霸，认为此举并不符合吴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并分析道：“夫齐、鲁譬诸疾，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将必越实有吴土。”^[11]伍子胥力主吴王应将吴国战略重心转移到对付越国上来：“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12]可见，伍子胥能够根据当时天下的局势，顺势而发，及时调整吴国的国家战略，当然他的伐楚建议得到了吴王阖闾的采纳；但是他的灭越、反对北上争霸的建议遭到了吴王夫差的否定。一成一败，尽显伍子胥的战略眼光。

第二，注重政治建设。伍子胥注重政治治理与军队建设的关系，在吴王阖闾询问如何安君治民时，伍子胥回答：“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从近而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13]伍子胥建议吴王阖闾率先厉行节俭，勤政爱民，君民如一，史籍记载：“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14](https://www.daowen.com)

第三，重视舟师的军备建设与军事训练。伍子胥最重要的成就并非兵学思想方面，而可能是“兵技巧”方面。据《汉志》记载，“兵技巧”的特征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15]因此，伍子胥非常注重军备建设，他谏言吴王“请干将铸名剑……复命于国中作金钩。令曰：能为善钩者，赏之百金。吴作钩者甚众”^[16]。伍子胥亦特别重视“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17]，命令士兵训练各种具体的作战技巧，包括“术、战、骑、射、御之巧”^[18]。我们根据伍子胥兵学内容的佚文发现，伍子胥尤其重视、擅长舟师的训练和指挥，这当然与吴国所处地理位置以及对手楚国、越国相关。据载：“阖闾见子胥：敢问船军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19]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20]可见伍子胥对舟师中各种战船的功能作用非常熟悉，并对其基本配备与建制亦了熟于心，据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载其对大翼、中翼、小翼基本建制的论述：“伍子胥《水战兵法内经》曰：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21]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当用长钩矛长斧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22]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23]同时，伍子胥对舟师的阵法和指挥亦非常熟悉，据载：“吴王阖闾问伍子胥军法，子胥曰：‘王身将即疑船旌麾兵戟与王船等者七艘，将军疑船兵戟与将军船等三（艘），船皆居于大阵之左右。有敌，即出就阵，吏卒皆衔枚，敖歌击鼓者斩。’”^[24]

第四，知彼知己，合理用间。我们知道《孙子兵法》中有《用间篇》，体现了先秦兵学用间思想的高度。在传世典籍中，伍子胥在这方面没有具体论述，但是我们从吴国伐楚战争的具体情况来看，伍子胥至少认同或持有与孙武类似的用间思想。据《韩非子·内储说》载：“吴攻荆，子胥使人宣言于荆曰：‘子期用，将击之；子常用，将去之。’荆人闻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吴人击之，遂胜之。”伍子胥从楚国逃亡，对楚王的昏庸以及楚国的政局人事非常清楚，尤其对其将帅的才能十分了解，如对子常指挥无能的认识。同时使用间谍，在楚国大肆宣扬，混淆视听，迷惑敌人，最终楚人换将，吴国趁机进攻并取胜。

第五，具体指挥中的虚实思想。伍子胥在具体确定伐楚战略时就提出了“多方以误之”的“疲楚误楚”战略。这一战略使得楚国不知虚实，疲于奔命。据《左传》载：“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将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对曰：‘楚执政众而乖，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25]吴子，即吴王阖闾，伍员，即伍子胥。在柏举之战中，吴王和伍子胥指挥吴军避实击虚，避开楚军主要防线，实行远距离突袭，并诱敌至柏举，“遂败楚人于柏举，而成霸道，子胥之谋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