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对战争的立场和态度

与孔子一样，《老子》对战争持基本反对和否定的态度。明确认为战争是不吉利的事物，“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194]，《老子》对战争采取避而远之的立场，“故有道者不处”^[195]。换言之，就是主张“以道佐人主”，而反对“以兵强天下”^[196]。(https://www.daowen.com)

第一，《老子》坚持这种反战观点，不是偶然的。这首先是其立足于无为立场观察探讨兵学问题的必有之义。《老子》主张“无为”，就是不妄为，认为“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197]，因为“无为故无败”^[198]“无为而民自化”^[199]，所以高明的治理者应该致力于“无为”“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200]，认为若此则可“无不为”，达到理想政治的最高境界。与“无为”相对立的，则是“有为”。在《老子》看来，它是妄为，是无事生非，背“道”离“德”，害莫大焉。而战争则是最严重的“有为”，是违反自然本性的极致，因此理所当然要坚决加以排斥和反对。

第二，《老子》反对战争，也是其考察了历史和现实中的战争，充分看到战争种种消极后果的自然产物。《老子》认为战争的后果非常消极。一是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201]，给社会物质文化造成可怕的损失。二是战争势必导致惨重的伤亡，“杀人之众”^[202]，违背“天道”厚生好德的本性，并酿成尖锐激烈的社会冲突，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也应予以否定。

第三，《老子》反对战争，更是其朴素辩证法思想指导下战争观构建的客观反映。《老子》认为事物相互依存、相互转化，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在矛盾中，柔弱、虚静的一方占据着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躁动的被动一方，“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203]。而战争的本质乃是刚强、强暴，表现的形式则是骚动、躁乱，因此它最终会走向反面。换言之，战争本身意味着衰败和死亡，即所谓“兵强则灭，木强则折”^[204]。因此，从“柔弱胜刚强”的理论出发，对以“刚强”为本质属性的战争活动也一定会采取贬斥的态度。

然而，面对现实，《老子》也只好不情愿地承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凭借战争的手段，来达到一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但是，即使在“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况下，《老子》也强调不应该对战争进行赞扬，更不能以兵逞强，炫耀武力，忘乎所以，而应“恬淡为上，胜而不美”^[205]。具体地说，就是“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206]。这里所谓的“果”，是指达到某种目的或取得有限的胜利。它的实现并非主观的愿望，而是被迫的选择，所以即使打了胜仗，也要视之如凶丧之事：“战胜以丧礼处之。”^[207]如果治理者忘却了这一点，以战争取胜而得意，这实际是以杀人为乐事，最终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208]

第四，《老子》表明了自己反战立场的同时，也初步探讨了战争的起因问题。这在中国古代兵学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首创的意义。《老子》认为有“五音”“五色”“五味”“驰骋畋猎”“难得之货”等享受，就会大大刺激人们的欲望和邪念，有欲望就会引起争夺，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战争。在《老子》看来，当时社会上之所以会出现战争不休、兵连祸结的“不道”现象，就在于统治者受贪得无厌的欲望的驱使，而不能做到清静无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209]为此，《老子》向治理者们发出警告说，“故知足之足，常足”^[210]。这种对战争起因加以探讨的情况表明，《老子》不但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而且已开始注意寻找消弭战争的根本途径了。

总之，《老子》是以战争的有无或多少，来区分天下是否“有道”和社会机制是否健康：“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211]为了消弭战争，除了从根本上做到贵柔、守雌，“清静无为为天下正”外，《老子》还幻想用“以静为下”的道理来劝说当时的诸侯国，让大国、小国都能够“以下”对方，从而“各得其所欲”^[212]；彼此相安无事，和平共存，在放弃武力、制止战争的前提下，协调处理好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老子》认为，这样一来，社会就真正迈入了没有战争的太平盛世：“虽有甲兵，无所陈之。”^[213]其孜孜追求的社会与自然之间均衡协调、和谐发展的理想就能获得圆满的实现。当然，《老子》的理论是自洽的，但是在现实中，却与先秦诸子大多数思想家一样，难以真正在现实中获得治理者的青睐，并予以贯彻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