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阵的进步
阵，同“陈”，原义是指战车与步兵的排列，也就是军队的战斗队形。据甲骨卜辞记载，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按照左中右的队形排列的作战形式。经过商周时期的改进，阵法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到了春秋时期，军阵更受到战争指挥者的重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重大军事行动无不与阵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时的战术发展，不能不考察当时军阵的有关情况。[31]
所谓“军阵”，就是指军队在投入战斗时，根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而布置的一定的战斗队列和队形，从最基础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做到“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32]。这种一定的排列与布置，就是特定的“阵”。要言之，军阵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组合。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军阵，或以自己的军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
战争是敌对双方总体力量的全面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战车、步兵数量的多寡，而且还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整体力量，“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33]。这表明，在交战中，整齐而适当的阵形是将士们相互依托作战的基本要求，使得勇敢者或怯懦者都不能擅自独立前进或后退，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总之，严整而适当的队形是发挥军队整体战斗力、实现指挥意图所必备的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兵学家都高度重视军阵的布置和运用，提倡先阵而后战，强调军队在行军、作战时均要严守既定的阵形，以充分保障整体作战优势的发挥。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这一客观形势使得当时的军阵日趋进步。这表现为军阵名目繁多，形式复杂，实战效果突出，遂成为古代兵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一，军阵以“三阵”“五阵”为主。
从军阵的基本形式看，春秋时期的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车兵，基本上都采用“三阵”或“五阵”。所谓“三阵”，是指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军队相配置的宽正面横向阵形，一般以中军为主力，以两翼相配合。繻葛之战中，郑军以“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34]，就是一种典型的“三阵”。如，据《左传》载，楚子与宋公、郑伯田于孟诸，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35]；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36]，晋国原轸、郄溱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将下军：其采用的阵形也都是“三阵”。到了春秋晚期，“三阵”仍相当流行。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上列三个万人大方阵，越王勾践在破吴的笠泽之战中“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37]，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谓“五阵”，是由“三阵”发展而来的，在春秋期间不断完善。“五阵”最早当属于一种行军阵法，见于《左传》，名曰“荆尸之阵”，其曰：“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38]即系一个由开路的先锋军、保护兵车的右军、搜寻粮草的左军、主力中军和殿后的精兵所组成的“五阵”。其他如《左传》所载的齐军行军队形，也明显是以“前、后、左、中、右”结构的“五阵”。[39]
我们根据现存史料分析，“五阵”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流行，它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军队形，而并非作战阵形。“五阵”在春秋后期的发展，主要与步兵的重新崛起有关。魏舒毁车以为行，大败无终山戎及群狄于太原，其采取的步兵军阵就是“五阵”：“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40]这可以说是“五阵”实际应用于作战的较早记载，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军阵”，有一个从“三阵”独盛到“三阵”“五阵”并行的演变过程，而其又与步战、车战的递嬗相同步。如，魏舒“五阵”的特点就是将甲士与步卒混合组编成五个方阵，按照前拒和前、后、左、右五个方位配置，组成了第一个独立的步兵大方阵。它具有较大的纵深，各方阵之间易于实现兵力机动，可互相支持与掩护，“五阵”不仅适用于步兵作战，而且由于春秋后期战车实行75人制，隶属步兵人数大增，所以“五阵”这种大纵深的疏散配置也便于战车部队展开，可充分发挥兵器的威力，并提高了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https://www.daowen.com)
除“三阵”和“五阵”以外，当然也有仅以左、右相配置的阵形。如，公元前704年，在速杞之战中，楚军即仅排列左、右两阵。至于最基本的单一阵形，即一军阵，在此时期的小型战斗中仍有使用，但它们都不是当时军阵的主导形态。
第二，战术编队的调整与改进。
在传统上、中、下（或称左、中、右）“三阵”内部，也根据客观战争状况的变化，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战斗力。繻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41]。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阙漏也。”[42]具体而言，“鱼丽之阵”取消了原配置在战车前方的第一线步兵横队，把战车置于军阵的前列，大大提高了方阵的运动速度；同时，将步卒疏散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密切了步车协同作战。可见，其阵是以25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的框架内将车步配置进行了局部的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另外，繻葛之战中郑军首先攻击周室联军的左、右两翼，然后再集中兵力从三面攻击周军中军，此亦说明当时的“三阵”已采用了翼侧攻击方法，有别于西周时期平行推进的全正面进攻。其他如，以15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50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战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于战车的两侧和前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的作用以及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迅速调动，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持续追击创造条件。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此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从而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
由此可见，在以“三阵”为基本形式的条件下，军阵内部的结构（战术编组）处于不断地演进改革过程之中。有学者曾对此做过概括总结，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车阵的进攻战术有了很大变化，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春秋初期，这时的进攻队形是大正面的密集方阵，其基本特点是前进速度慢，机动性差，步车协同不密切；第二阶段是春秋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兵人数剧增的疏散方阵进攻，其特点是队形配置疏散，纵深加大，步车协同密切；第三阶段则是春秋末期的纵队进攻，其更适宜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成为战国时期雁形阵的前身。[43]我们认为这一大体脉络的勾勒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第三，春秋时期军阵的主要形式。
从军阵的战术特点看，春秋时期的军阵主要可分为方阵和圆阵两大类，而从军阵的作战方式分类，则当时的军阵还可以划分为立阵和坐阵两种。《李卫公问对》指出，阵法变化，“皆起于度量方圆也”[44]。所谓方阵，乃因其呈正方形或长方形而得名，这是春秋时期（亦可说是整个中国古代）阵法的最基本形态。因为军队中各级建制单位都有自己的行伍队列，排列整齐时总是呈现为正方形或长方形。在繻葛之战中，郑军的“左拒”“右拒”，也就是“左矩”“右矩”，即两边呈矩形的方阵。关于春秋时期的方阵，大量见于有关典籍的明确记载：“万人以为方阵”[45]“方阵而行”[46]，其主要特点是“前后正齐，四方如绳”[47]。这大多是进攻型的阵式。
所谓圆阵，乃因其呈圆形或半圆形而得名。它是方阵的变形，车队首尾连成环形，步卒紧挨战车在外围以接敌，这大多是防御型的阵式。其特点是将疏散的队伍收拢为密集的队形，消弭易遭敌人攻击的翼侧，即把防御正面缩小到最低限度。圆阵最适宜于实施野战防御。从《孙子兵法》所提到的“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也”[48]的情况来看，在春秋时期，圆阵不但已广泛应用，而且曾在防御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春秋时期的“军阵”，如果从作战方法和姿式上分类，则可以分为立阵和坐阵。所谓立阵，就是采取“立”姿作战的战斗队形；所谓坐阵，就是采取“跪”姿作战的战斗队形。就现存史料考察分析，立阵与坐阵基本上与步兵作战有关，当属步兵重新全面崛起后的产物。其中，立阵当为进攻型阵形，坐阵则是一种用于防御的基本阵形。它们各有其功能与优势，“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49]。在作战中，指挥者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而交相运用，互为补充，即军阵中的士卒，要根据不同的作战情况，及时变换作战姿态，所谓“立阵所以行也，坐阵所以止也。立坐之阵，相参进止”[50]，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