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的特色与地位
班固在《汉志》有云：“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154]宋代学者郑友贤也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155]这些论述都准确扼要地揭示了《司马法》其书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历史意义。
如果将《司马法》和《左传》《国语》《周礼》《逸周书》等先秦典籍参照，那么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司马法》所涉及的军礼军法内容、作战方式、军事制度以及战争观念等等，往往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为我们在今天全面了解、准确把握我国古代战争、兵学思想发展历史的嬗递轨迹提供了必要的依据。而其中最珍贵的是原“古者《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西周及春秋前期的部分内容。换句话说，即《司马法》的重要学术价值，体现为它是我国现存兵书之中，反映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作战特点、军事制度实际情况最具体、最充分的兵学典籍，集中渗透着春秋中期之前的时代文化精神。
其一，早期战争观念及其特征的历史缩影。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中，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到了春秋时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已遇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即狐偃）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可窥一斑，如舅犯就曾表示：“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156]但是就整个社会思潮大氛围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我们从春秋争霸战争中遵从“军礼”原则的种种行为就能发现，《左传》《公羊传》中的相关论述和基本立场也能展现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基本精神。在认识和把握春秋中期以前的时代精神后，我们再回头来分析《司马法》中有关西周及春秋早期兵学内容的具体论述，就能够对这一部分内容保存和弘扬三代“军礼”的思想倾向作出较为清楚的说明了。
关于从事战争的基本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云：“征伐以讨其不然。”[157]又曰：“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158]《国语》亦言：“伐不祀，征不享。”[159]这些典籍内容表达的都是这一层意思。这在《司马法》那里，便是主张“兴甲兵以讨不义”。两者是完全相一致的。具体地说，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犯令陵政”等九种严重罪行之时，才可以兴师征讨，“会之以发禁者九”[160]。而《周礼·夏官·大司马》中有关正邦国的“九伐之法”，所叙的内容与《司马法》也完全相同。
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活动，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坚决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司马法》有“以礼为固，以仁为胜”的提法，而《左传》则言：“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161]这也是宗“礼”尚“义”的意思。郤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认为自己有三件可以值得夸耀的美德善行，就在于他曾做到“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便成为展开对敌军事斗争的先决条件之一。考察《左传》，我们可知《司马法》这一主张并非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而是于史可征的“军礼”原则。《左传》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162]又曰：“晋士匄侵齐，及穀，闻丧而还，礼也。”[163]就是例证。
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不少规范和基本精神，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方面《司马法》书中有相当翔实的记载，且经得起史实和有关文献记载的勘合。其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164]宋襄公则说过：“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165]《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亦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166]而这在宋襄公那里，则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167]。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或宋襄公迂腐愚蠢，而恰恰应该看作是他们对古“军礼”的申明和践行。因为《穀梁传》中就曾有“战不逐奔，诛不填服”[168]的说法。《淮南子》的总结恰如其分：“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169]所以，尽管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调显得十分迂腐可笑，但它毕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陈迹，是了解古代兵学思想演变轨迹的重要依据。
“服而舍人”是古典“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和境界。这就是说，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屈节归顺，臣服于自己，以达到秩序的建立或者维护。这个目标一旦达到，就立刻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有充分的反映。《左传》言：“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170]又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171]亦称：“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172]说的都是这个意思。而《司马法》在这一问题上，同样透露了古典“军礼”的这项基本原则：“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173]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的基本使命之后，《司马法》还提出了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纲领与步骤：“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174]其实，这也并非《司马法》的发明创造，而仅仅是对古典“军礼”中的有关战争善后原则的具体记述与申明而已。参之以《左传》，亦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楚国“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175]。这段记载可以看作是对《司马法》上述那段言辞的有力注脚。孔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176]的真切含义，也终于可以凭借《司马法》之言而昭白于今了。
其二，上古军制、战术的渊薮。
《司马法》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对春秋中期以前的军事训练、兴师程序、誓师仪式、献捷凯旋以及战术运用等各个方面的军事活动，都作出了详尽而如实的反映，这是其书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
在军事训练方面，《司马法》强调“士不先教，不可用也”[177]。考察其所载的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式，不外乎“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诸项。这正与《左传》《国语》《周礼·夏官·大司马》等古籍的记载相一致。《左传》言：“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178]《国语》亦说：“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179]这种军事训练和演习，通常在农闲之时以田猎的方式进行。就如《诗经》所反映的那样，是“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180]。汉代著名经学家郑玄《笺》云：“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181]
而到了战国时期，上述“天子乃教于田猎，以习五戎”的军事训练方式则被新型的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训练方法所取代。《吴子》言：“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182]另外，《六韬·犬韬·教战》《尉缭子·勒卒令》等兵书也有类似的记载。这种新的训练方式不再与“田猎”相结合，而成为一种经常性与正规化的训练制度了。它恰好从反面证实了《司马法》中所记述的某些军事训练制度具有早期性和原始性。
在兴师程序问题上，《司马法》的有关论述同样是对三代出军兴师制度的真实写照。《司马法》中有一段关于兴师程序的很具体的描述：“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于某国，会天子正刑。’”[183]它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有关史籍而一一得到印证。如，《国语》记载“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于是“乃使旁告于诸侯，治兵振旅，鸣钟鼓，以至于宋”[184]。由此可见，《司马法》所说的“冢宰征师于诸侯”云云，不是臆度杜撰之辞。而《周礼·太祝》郑玄《注》有一段文字除个别之处外，与上述《司马法》之言基本一致。在可能是较晚出的《礼记》中，也有“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185]的说法。这表明，三代的兴师征伐程序已为先秦典籍所普遍记载，《司马法》同样没有例外。
至于战前军中誓师仪式及战后献俘奏捷等情况，《司马法》和其他先秦古籍也多有一致之处。如，《司马法》记述“凯旋”为“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186]；如果将它同《周礼·大司乐》中“王师大献，则令奏恺乐”[187]的记载对比甄核，就可以明显地发现两者所反映的早期战争活动形式与特点的一致性。(https://www.daowen.com)
就战场纪律而言，《司马法》的有关论述也突出体现了早期军事活动的特色。《司马法》曰：“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188]这与其他古文献的记载非常接近。如，《费誓》即言：“无敢伤牿。牿之伤，汝则有常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189]而《墨子》中所描述的战国初期那种“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辁，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190]的残酷战争场景，与《司马法》上述文字相比较，则实在迥异其趣，可谓霄壤之别。
在作战方式方面，《司马法》中有“军旅以舒为主”的主张，讲求“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191]。其一再强调，“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192]。这些论述当视作春秋以前作战中战术运用特点的保存与概括。《牧誓》对当时的作战战术也有过类似的阐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勖哉夫子！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193]即规定军队冲锋前进了一段短促距离之后，就必须停止进击以整顿作战基本队形，这正是早期笨拙的大方阵进攻作战的基本特点。这种进攻战术使得部队推进的速度相当迟缓，在早期的军事水平下，在正常条件下行军，一日开进的标准距离为一舍（30里），最高日行军速度以三舍为限。而战场追击，也只能是“逐奔不远”[194]，至多不超过“百步”而已。《司马法》将这类上古战术原则较完整地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我们能够结合《左传》等典籍的相关史料，深入了解春秋中期以前军队的作战方式以及战术运用，这是很有价值的。这里我们还可以顺便谈谈《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差异问题。如果说“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是《司马法》兵学思想的基本特色，那么班固在《汉志》中所说的“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195]的战争现实，反映到春秋晚期的兵学理论建树上，便是《孙子兵法》的成书以及对长期军事实践活动的指导意义。这种时代特征上的重大差异性，不少后人是心领神会、洞若观火的。我们提到郑友贤《孙子遗说》便曾就《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各自特点作过扼要的比较。其实，这两者间的区别又何止于郑友贤所扼要列举的几则。通过进一步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司马法》与《孙子兵法》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甚至可以说不无对立。
在论述的侧重点上，《司马法》注重于申明军礼，论列军制；而《孙子兵法》则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原则。在战争目的方面，《司马法》基于“军礼”的“仁义”特色，而将战争活动的宗旨归结为“讨不义”“会天子正刑”[196]；而《孙子兵法》则明确提倡“伐大国”[197]。这种差别反映到战争善后问题处理上，便是《司马法》“又能舍服”“正复厥职”[198]做法与《孙子兵法》拔“其城”、隳“其国”[199]行为之间的截然对立。在作战方式和战术运用上，《司马法》主张“军旅以舒为主”，要求做到“徒不趋，车不驰”[200]；而《孙子兵法》则是提倡“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201]。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司马法》主张“入罪人之地……无取六畜、禾黍、器械”[202]；而《孙子兵法》则明确主张“因粮于敌”[203]，鼓吹“掠于饶野”[204]“掠乡分众”[205]。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要而言之，就是在《司马法》与《孙子兵法》之间，似乎真的存在着一条较难逾越的时代鸿沟。
总之，《司马法》一书集中体现了春秋中期以前战争的规模、形式及特点，反映了早期兵学思想的基本内涵与主要性质，因此，说它为上古军制、战术的渊薮恰如其分，毫无疑义，《司马法》乃是我们今天认识整个古代兵学思想逻辑嬗递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其三，绵延不绝的影响。
《李卫公问对》中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引起注意：“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206]这实际上揭示了《司马法》一书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即它是中国兵学文化总源头，亦是先秦兵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考察《司马法》的历史影响，才能真正说明历史的本相。概略地说，《司马法》对后世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马法》是《孙子兵法》的重要思想来源。这一信息是由唐代李善《文选注》有关引文资料所透露的。它表明，《孙子兵法》之成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王者司马兵法”的具体继承和扬弃，这不仅仅体现为对其兵学原则的全面归纳和总结，而且也反映为文字语言的广泛袭用转引，《孙子兵法》中所谓“兵法曰”“法曰”等内容，许多是“司马法”基本条文的载录摘抄。
第二，秦汉以降，《司马法》始终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其基本原则和重要言辞常常为学者所征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长期享有权威兵学著作的崇高声誉。
西汉时期，人们对《司马法》的评价就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司马迁赞誉它是“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207]。汉代官方对其书也非常重视，汉武帝时期，“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士，讲司马之典，简蒐狩之事”[208]。有研究者更认为，西汉初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209]，实际上都包括了对《司马法》的因袭和补充。《汉军法》的内容，基本上未出《司马法》的范围，可以说《汉军法》是本之以《司马法》的。[210]汉人引《司马法》议论兵学问题，讨论军事问题的现象更不鲜见。如，主父偃曾以《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汉书》作“天下虽平”[211]），忘战必危”为依据，上书汉武帝，痛陈远伐匈奴之弊。其他如，《汉书·胡建传》载武帝之“制诰”、《陈汤传》载元帝时刘向上疏、《辛庆忌传》载成帝时何武上疏、《说苑·指武》和《吕氏春秋·论威》高诱注、《周礼》郑玄注、徐幹《中论·赏罚》等等，亦均引《司马法》文，可见《司马法》在当时的普及和广被引用。
魏晋至隋唐时期，曹操、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李世民、李靖等经学家、史学家、兵学家、军事家、文学家，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考证上古军制，并引为自己讨论兵学问题的立说依据。其中李靖等人对《司马法》尤为熟悉，推崇备至。另外，当时的政书、类书如《群书治要》等，所引《司马法》文尝加注解，可知《司马法》在隋唐时期不仅为论兵者所常用，并且还有注释本通行于世。
在宋代，《司马法》的地位愈益提高，其影响亦愈益扩大，其中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它和《孙子》《六韬》等一起，被列入《武经七书》，正式颁行于武学，成为官方选定的武学教科书。
《武经七书》是宋代官方校刊颁行的兵法丛书，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兵学教科书。宋代统治者有憾于国势衰弱、边患迭至的被动局面，注重于对兵法理论的研究和总结，希望以此振足军势，光大国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六月，继宋仁宗重新开设“武学”（军事学校）。为了适应“武学”教学和军事训练的需要，元丰三年（1080）四月，宋神宗诏命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从当时流行的200多种兵书中选定了7部，“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212]。校定后的兵书共25卷，于元丰年间（1078—1085）正式刊行，称为《武经七书》，用来考选武举和教学，成为当时将校必读之书。《司马法》入选《武经七书》是当时学者士人独具慧眼、精当选择的结果，人们看中它，就是因为它的特殊价值，它在兵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意义。而《司马法》入选《武经七书》，又使它具有了武学经典的身份，这对于其更广泛地得到流传，产生影响，实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司马法》为当时的《武经总要》《百战奇法》等兵书以及《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大量征引，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元明清时期，《司马法》依然受到高度的推崇。当时，不仅朝廷官刻《司马法》，而且民间也大量刻印，为之作注者亦不在少数。从而形成各种各样的版本达五六十种之多，注本则多达30余种。另外，还有一个文化现象也值得重视，即当时不仅武人推崇《司马法》，而且为数不少的文人学者也对《司马法》产生很大的兴趣。如，明代的著名学者归有光、李贽、杨慎等人都研究过《司马法》，并对它作出过自己独到的评价。清代的一些大学者如秦蕙田、黄以周、孙诒让等更从研究古代礼制的角度探讨《司马法》，为其书研究开辟了新的蹊径，使之呈现出新的面貌，取得了新的成绩。
《司马法》还先后流传到日本、法国等国家，仅日刊本《司马法》白文以及各种注本就达30余种。这些情况表明，《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等其他著名兵书一样，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友好使者的作用，作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它的价值将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