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越战争与争霸中心南移
经过鄢陵之战、三驾之役等战事后，春秋争霸两大主角晋国与楚国都感到继续从事战争的困难，晋国认为自己“实不能御楚”[182]，楚国更意识到自己无力与晋抗争，称：“当今吾不能与晋争。”[183]又曰：“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184]所以，晋楚双方都希望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赢得一个相对和平的时间。至于郑、宋等裹挟其中的中小国家的治理者、贵族、普通民众，则更是盼望着大国争霸能够止息，和平生活能够降临。
其实早在鄢陵之战前，即公元前579年，由宋国大夫华元向晋、楚两大国提出倡议，各国在宋国会盟，订立盟约。三年后，楚国北侵郑、卫。公元前575年，晋国在鄢陵之战中大败楚国。鄢陵之战的爆发，第一次弭兵之会宣告失败。在公元前546年，宋大夫向戌再次发起弭兵之会。由向戌出面牵线，通过外交穿梭、斡旋，促成晋、楚弭兵大会于当年顺利召开。这次弭兵大会共有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滕、邾等14个诸侯国参加。会议决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订盟约，不再打仗，晋、楚共为盟主，自此以后中小国家对晋、楚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185]。由此可见，弭兵大会的实质，是晋、楚两大国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平分霸权。向戌主持的弭兵之会是在晋、楚两大国势力均衡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次会盟之后，晋、楚之间40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其他国家间的战争也很少。
弭兵大会后，中原地区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相对和平的局面。当时，晋、楚、齐、秦四大强国，或因国势趋于衰弱，国内矛盾激化而被迫放慢对外扩张争霸兼并活动的步伐，或因国家战略的调整，退出了中原争霸。与此同时，偏处于东南地区的吴国和越国则先后兴盛起来，开始加入了大国争霸的行列。由此，争霸战争的重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淮河、长江流域，从中原诸侯国转移到了楚、吴、越等国，吴楚与吴越之间近百年争霸兼并战争正是这种战略新格局背景下的产物。
吴国建国历史十分悠久，其政治中心在今江苏南部一带。自其第19代君主寿梦登位后，开始使用“王”的称号，“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186]。也是从这时开始，吴王寿梦开始向中原先进国家学习“礼乐”，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军队建设，吴国迅速崛起，很快就成为一个新兴强大的国家。
吴国的崛起，与其西边的强国楚国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冲突。而晋国的有意介入，更使得吴楚之间本已十分紧绷的关系增添变数。当时，晋国出于自己同楚国争霸中原的需要，采纳楚国亡臣申公巫臣联吴制楚的建议，主动与吴国缔结战略同盟，让吴国在侧后骚扰、打击楚国，以牵制楚国势力的北上。吴王寿梦二年（前584），晋景公派遣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具体落实以吴制楚的战略目标。日渐强大起来的吴国，亦正需要寻找大国作为后盾，故欣然接受晋国的主张，摆脱与楚国的盟属关系，并积极动用武力，同楚国争夺江淮流域的控制权。
自寿梦开始，吴国先后历经诸樊、馀祭、馀眜诸王，直至吴王僚。在前后60余年间，吴楚两国互相攻战不已，先后爆发了多次较大规模的战争，包括州来之战、鸠兹之战、庸浦之战、舒鸠之战、夏汭之战、乾溪之战、长岸之战、鸡父之战等等。60年间，爆发了10次大规模的战争，其中吴国6胜，1败，3平，非常明显，吴国胜多负少。这些战事大都是吴的进攻和楚的反进攻，以争夺淮河流域与长江北岸地区为重点。总的趋势是楚国日遭削弱，国势颓落；吴国兵锋咄咄逼人，渐渐占据上风。到吴王阖闾时，终于爆发了双方决定性的战争——柏举之战。(https://www.daowen.com)
公元前506年，柏举之战爆发，此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也是“春秋末期吴楚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187]。是役，吴军在阖闾、伍子胥、孙武、夫概等人的指挥下，被分为三部分，每次仅仅派遣其中的一军前往骚扰楚国，“彼出则归，彼归则出”[188]，正是以此种“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189]方式疲楚误楚，消耗楚国。同时，吴国也积极剪楚羽翼，伐谋伐交，争取唐国和蔡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进攻态势。待一切就绪后，吴军果断进击，灵活机动，因敌用兵，以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长驱直入，五战入郢，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楚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进而争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柏举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战一改以往战争约日定期，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突出体现了“兵以诈立”“上兵伐谋”“避实击虚”“示形动敌”“致人而不致于人”，连续作战、运动歼敌、灵活机动、出奇制胜的新特点，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次革命性的飞跃。经过这场决定性的战争，吴楚之间80年的战事得到基本平息，历史由此而进入了吴越长期争霸的新的阶段。[190]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建立的国家，政治中心在今浙江绍兴一带。越国的崛起是在春秋晚期，据《国语·越语》载，在允常和勾践的统治时期，越国的实力有相当大的提升，疆域纵横数百里，成为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然而，越国想要北上，试图进一步强盛，首先，在国力上要胜过吴国，这就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出现“争三江、五湖之利”[191]的局面，这是吴越争战发生的内在根源。
至于晋楚争霸，争取战略外线的影响，则是导致吴越战争的外在因素。晋国的联吴方略，置楚国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楚国为了摆脱这种被动的战略态势，遂利用越国与吴国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矛盾，也积极争取和扶植越国在侧后威胁吴国，以减轻吴国对楚国的军事压力。而越国为了抗衡吴国，实现自身的强大，亦正需要有楚国这样的大国提供必要的支援。于是双方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联合起来，构成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这样，吴越争霸就因复杂国际背景因素的介入，而渐渐激烈起来。柏举之战后，吴越争霸战争发展成为主导当时天下战略格局的全面战争。
吴越争战经历了多年，柏举之战后比较重要的战争先后有槜李之战（前496），夫椒之战（前493），越军偷袭姑苏之战（前482），笠泽之战（前478），越军占领姑苏、灭亡吴国之役（前473）。其间还伴随着著名的艾陵之战和黄池之会。吴国统治者由于战略决策的重大错误，逐渐在争战中失去雄厚的优势地位，而越王勾践经过20余年的卓绝努力，“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192]，卧薪尝胆，终于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后发制人，大创聚歼，彻底灭亡了世仇吴国，成为春秋后期的最后一位霸主：“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193]而越军在笠泽诸役中所体现的指挥艺术，如乘虚蹈隙、示形诱敌、中路突破、乘胜追击等等，也为中国古代战争史、兵学史的画卷上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角逐，其规模与影响已远不及当年晋楚争霸的势头了，这预示着春秋兵学史这一页行将翻过，战国兵学的新气象正呼之欲出。